宋太宗派20万大军北伐:被辽朝孤儿寡母击溃( 九 )

“臣顷闻涿州之战，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 。
这种互不了解、各自为政的情形所造成的军纪涣散和战场混乱的状态，在张泊这篇奏议中，也被淋漓尽致地叙述道:
“臣顷闻涿州之战，阵场既部，或取索兵仗，或迁移部队，万口传叫，嚣声沸腾，乃至辙乱尘惊，莫知枚往” 。“臣顷闻涿州之战，王师雾集，声警戎敌，然而矢石未交，奇正先乱。呜呼，军政如此，孰救败亡!”
以如此散漫的军队面对强敌，不吃败仗才是怪事。张泊指出的，还不只是更戍法所造成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弊病，还有部队之间“各不相管辖”的相互牵制。这也导致了西线战场最终的崩溃。当辽军击溃宋东路军后，把兵力集中压向宋的中、西线，中路军田重进奉诏及时撤退回定州，西路军在辽军逼近的情况下，还负有护送四州吏民迁徙的任务。主帅潘美与监军王铣，出于对杨业嫉忌等复杂心理，逼令其正面迎敌已是一失，杨业行前要求潘、王在陈家谷口，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夹击接应。果能如此，即使不能挽回败局，至少杨业不会身陷敌手。王铣等候中在还不知道杨业战况时，就主观以为敌军败走，为了争功就擅自领兵离开谷口。作为一军主帅的潘美，却制止不住王铣的盲目行动，也只好率兵而进，随即获悉杨业兵败的消息，便又立即麾兵逃跑，致使一代名将杨业被擒殉国。这一悲剧性的情节，与东路军曹彬不能制止诸将的盲动，何其相似乃尔!可见绝非偶然。对这些导致战争失败的军政原因，太宗应负主要责任。
此外，后勤补给制度的低效也是宋军致命的要害。东路军两次攻下涿州后，两次退却给予辽军可乘之机的直接原因都是因为粮草给继不上。对宋军后勤供应系统自身的缺陷，在开战前还没有被宋廷重视，只有辽善于“多伏兵，断粮道”这一战术被宋琪所提出，然而也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对于宋军后勤系统自身缺陷这一问题，直到这场战役失败之后才被提出来。端拱二年(989)，知制诰田锡上奏道:“若以年年供亿挽运，师老费财，易若厚给将帅，使之赏用也” 。这实质上接触到了军队体制改革所造成的弊病。众所周知，宋朝对各兵种几乎都是采用召募的方法，将士的薪水皆由朝廷确定发予，军需供应由朝廷统筹解决。军队不仅没有自己的后勤保障系统，连太祖给予边疆各军区的特殊经济政策已被取消。这种一元化的措施，从一开始就不是从发挥统筹的优势，协调好后勤对作战供应的角度考虑，而只着眼于以防不测而削弱将领权力。禁军负责作战，军需由转运使及地方官筹划运输，两个平行的部门在管理上就难免互相龌龊或脱节。有关这场战役在后勤管理上的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当东路军第二次攻下涿州又因缺粮退却，数万运粮民工还滞留在岐沟关。类似现象，并非完全由技术问题所造成，乃是低效管理体制不适应战争的需要。田锡提出的建议，就是暗示皇帝，希望建立禁军自身后勤供应系统。这自然是从雍熙北伐失败中总结而来。当然，这一建议永远不会被采纳，因为，这样作的结果已经背离了朝廷的基本国策，会使皇上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
与宋军相比，主要采用骑兵作战的辽军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每正兵一名，马三匹”，足够运载自己必要的物资;每名正兵还配有.'家丁各一人”，其中一人专门“抄掠”供给粮草。所以能够做到“馈饷自资” 。用“抄掠”来补充，不过是解决粮草的一种方式，这并非是说辽国军队完全没有后勤补给。雍熙三年十一月，辽报复南侵，“皇太后亲阅辎重兵甲”，不仅显示出了对补给的重视，而且也说明了辽军在战时设有专门的后勤组织。两种方式相互为补给，正符合孙子“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的军事论述。从实际观察，辽军的后勤保障，比宋军更具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