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洋务运动的最大障碍：晚清的士大夫阶层( 二 ) _士大夫

与这种错愕和震惊相伴随的，是枢府总署忿争论事，翰詹科道交章论事，总督巡抚电奏论事，部曹京官呈文论事，各省举人上书论事，追究的都是战争的失败和议和的辱国。李鸿章是主持战争的人，又是一身承当议和的人。所以天下之怒骂皆归于李鸿章，说他不战主和，行私罔上，甘心叛逆，潜勾倭主，还说他儿子是日本的驸马，为日本人送军火、粮食，要斩李鸿章以谢天下。
自同治九年任直隶总督起，二十多年之间李鸿章一手提调北洋海防，练兵、置械、办北洋舰队，“用财数千万之多”，而一旦变起于近旁，则以甲午年的一败涂地为结果。因此，适当此日，他在朝野的群起追问中成了千夫所指的人。
但就其个人身入漩涡而心力俱绌的阅历而言，李鸿章又意多屈郁。他在一封信里说：“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船购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其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手一掷，遂至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这些话里未必没有道理，但在当日的中国，这些道理都敌不过万千人挟愤怒之心对他的穷追深究。而后是李鸿章与淮军一起跌落，被朝廷剥掉了三十年拥有的权力和对政府的影响。连带而及的，是世人眼中与李鸿章太过亲近，并因之而为士议所痛恶的孙毓汶、徐用仪先后退出了军机处。
在这种战争造成的政局变动里，由政局变动而致人物的此长彼消，已使帝师翁同龢成为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人;也使湖广总督张之洞成为疆吏中最能为士林归心的人。翁和张都是清流的前辈，因此，在言路喧哗以见士议高亢之日，他们所获得的更多的权势便会助成士大夫中的清流由个人而聚合，并以其聚合呼应，而成为当日中国支配和导引思想潮流的力量。
与宋、明相比，清代长久地言路不振。至光绪初年清流起于庙堂，始有言路的一时振荡。其间的自成一类而为天下注目，一方面在19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长久的内战引发国家权力下移之后，七十年代的清流以尊王为共性，因此常常以弹击疆吏为能事。另一方面，自六十年代开始的借西法以图自强引制器、开矿、航运、铁路次第而入中国，而清流既代表儒学的固性，又代表儒学的刚性，便常常与洋务相对峙。吴汝纶谓之“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以见两者在世人眼里的泾渭分明。而身在洋务一面的曾纪泽尤痛恶清流而言之刻薄：
近世所谓清议之流，不外三种。上焉者，硁硁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就三种评之，此其下矣。

这些文字中的痛恶之意未必能写照清流的本相，却使人可以明白地看到清流与洋务之间的大幅度对立。就总体而言，清流之反洋务，是时逢世局大变之日里的守旧以敌开新。而清流表达清议，因此，在清流人物的背后，其实是当日士大夫的多数。
若以此为比照，则甲午战争的失败留给中国社会的深度影响之一，是二十多年为中国守护旧物的清流此日在震惊、震撼、震慑之下的一时剧变。
当甲午、乙未言路滔滔之际，被世人看成是清流的人物都是其中最富主动性和活力的士人群类。他们因议战拒和而聚合，又在追究李鸿章的过程里以彼此呼应为一时共鸣。然而中日之间的战争，是中日之间的比较，所以，日本以“弹丸黑子”之地而能打败中国，这个事实，又不能不使一腔愤痛的中国人因中国的失败而审视日本的胜利，又因日本的胜利而反观中国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