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务员的退休生活无补贴的房奴日子( 三 )

退休后的“房奴”生涯
自隋唐开始，官、职分离，所谓休官，其实只是休职，就是由于奔丧、病伤、候选、罢免、离任、致仕等各种缘故，脱离了能行使一定权力的职位(或差使)而已，但代表个人资格权利的官员身份依然存在。换句话说，秦汉魏晋的“公务员”休官以后就是平民(原有贵族身份者例外)，从隋唐开始，“公务员”休官(其实是休职)以后依旧是官，在许多方面享有老百姓企望不及的特权：比如涉及诉讼时可以不在公庭抛头露面，犯罪了可以用官告抵刑，又如住宅厅堂可以有几间几架，车舆骑乘可以怎样装饰，衣冠可以穿什么样式和颜色，乃至死后可以按什么规格办丧事、起坟墓，都可以根据官资高低采取与级别相应的排场。虽然说费用都需自掏腰包，但对比布衣即使有钱也不得僭越的种种禁限，“官有常尊”的身份意义就弥足珍贵了。此外，从唐代后期起，退休的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可以享受“半俸”养老，更是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但尽管如此，唐宋时休官的实际含义，也不止是失去了在某个职位上行使权力以及支领全额官俸的特权，比如——
古代官员授职有回避原则，就是不许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所以当时的“公务员”如果经常在职的话，就得到处宦游，一方面少有时间精力在原籍营建房产之类，另一方面无论到哪儿工作，总有条件优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属居住。可是一旦休官，马上就得搬出来让给继任者。而且往后定居何处还有限制，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所以若要盘点休官所带来的实际损失，迫在眉睫的就是再也不能继续居住设备齐全的官邸了。
唐玄宗登基后，前朝宰相李日知瞒着家人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待皇帝批准下来，回家后即命家人整理行装，马上搬出官邸，移居乡村住宅。太太惊问何故，他说他已经退休了。太太大怒：“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宋仁宗时做过宰相的杜衍，因为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连李日知迁居乡间住宅的退路也没有，只好长期借居南京(今河南商丘)车院(教习驭车技艺的单位，近似后世的驾校)，直到去世，“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 。
宰相尚且不能占住官邸，其他休官者当然更得靠自己设法解决居住问题。苏辙退居许州后，眼看李方叔起盖新居，羡慕不已，“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 。于是他决心盖房，享受一下老有所居之福，“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 ” 。不过心愿满足了，一生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死皮赖脸也要“赖”在官位上
《幽闲鼓吹》记：唐德宗时的宰相崔造有退休打算，但犹豫不决，家人和亲戚都勉励他继续干下去，只有贤惠的大女儿劝父亲急流勇退，休官享福。崔造遂下定决心，办了退休手续。没想到从此门庭冷落，再无趋炎附势者上门，当然更不见财物敬献了。一二年下来，崔造“居闲躁闷”，常对子弟感叹：“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掩也。”这句话怎么理解，颇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大概就是再也收不到各地区军政长官(诸道)的“意思意思”的那个意思吧?老宰相耐不住寂寞，于是又复出任职了。
既然退休就是失业，所以那些除了做官外别无谋生手段的人，只有死皮赖脸占住“茅坑”一途。举个实例：同光时，广东南海有个九品官俞凤书，家口多，负担重，年过八十还在巡检职位上卖老命(彼时官员的档案年龄多远远低于实际年龄) 。让老干部累死在岗位上肯定不妥，逼他退休吧，断了一家人的活路。同情俞老的南海知县杜凤治遂去上司前替这位下属求情，安排他署理全省有名的肥缺——掌管征收“渔税”的广州河泊所大使，可以攒一笔外快回乡养老。没想到各方对肥缺的竞争太激烈，距离署理期满尚早，便有将被替代的消息传来。急得俞代所长连忙去求杜知县，“老泪横流，长跪不起” 。杜县长温言宽慰，又替他去知府、藩司、巡抚面前恳求，番禺知县胡鉴也为俞讲话。最后，上司捱不过两个首县(南海、番禺同为广东首县)都来求情的面子，终算允诺让老俞做满这个署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