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的意义与限度叙事历史之最 _叙事历史之最

【历史叙事的意义与限度叙事历史之最】 叙事是历史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而又与文学发生关联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学家虽不能像小说家那样向壁虚构，但依然可以借助修辞、想象、文字编排、情节设置，乃至论证模式去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历史学家并不排斥叙事，反而会运用叙事拓展和深化作品的意义与内涵。即使对那些反对用叙事的形式再现过去的历史学家来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将所知之物转化为可述之物。鉴于叙事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或者历史所具有的叙事属性，像海登·怀特这样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家就认为，史学与文学一样，都是叙事这一更大属别下的一种类型。
在西方，自19世纪中期以来，叙事的历史开始式微。历史学家不再热衷于讲述一个有着明确的起始、过程和结尾的故事，而是侧重历史在反映过去之真相时的证据问题，史料的甄别与考证被提到了日程之上，叙事的历史转向了以追求客观性、准确性和规范性为目的的科学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计量史学兴起，并迅速成为历史学家探知和把握过去的有效工具，史料被化约为各种数据和数学建模。数据有规律的重复代替了经验研究中难以预测的事件，各种可视化的曲线、图表和公式则取代了寓意于文字之中的叙述。21世纪初，基于数学、社会科学和未来学之上的历史动力学，更是借助数值与模拟去印证过去、检验假设和预测未来。叙事在这种以数学方式研究过去进而预测未来的实践中，显得更加无足轻重。
不过，另一方面，叙事也没有远离历史。几乎就在计量史学风行欧洲和北美的同时，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于1979年在曾经大力倡导科学化历史的旗舰刊物《过去与现在》上发表了《叙事的复兴：对一种新的传统历史的反思》一文，对叙事历史的回归予以了深刻剖析。斯通认为，叙事的复兴其实是对历史研究中量化方法以及历史解释的经济决定论模式的不满甚至失望。一方面，历史学家在用计量方法处理纷繁杂芜的史料时，难免会对之产生误读或有所遗漏。另一方面，人类的文化、个人的意志、大众的心态在理解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对历史所作的经济和社会解释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后一点，它强调了人作为自身所织就的意义之网上的存在物，与文化、象征、符号和语言的深层关系，推动了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至此，历史不再被认为是对规律的探询，而是对意义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被冠以“微观史”“心态史”“历史人类学”等诸多称谓，但又可以被统合在“新文化史”这一标签之下的史学新范式迅速发展起来，它挑战了代表结构的经济史、表现精英的社会史，将视角转向底层、边缘以及那些支离破碎但又亟待被连贯起来的各种“小写的历史” 。所有这些，最终被集中在对个体和单一事件的描述上，比如卡洛·金兹伯格描述的磨坊主、娜塔莉·戴维斯笔下的马丁·盖尔、罗伯特·达恩顿刻画的屠猫者、乔治·杜比作品中的布汶、勒华拉杜里重构的蒙塔尤等。而对个体经验和事件史的描述，恰恰是叙事可以在其中大显身手之处。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叙事的复兴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范式转换的产物。正如斯通所指出的，历史学家重回叙事的老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对历史变迁作出合乎逻辑的、科学的解释之时代的结束。从斯通写下《叙事的复兴：对一种新的传统历史的反思》一文的背景来看，他的这一论断不仅正确，而且颇具预见性。在斯通发表该文的十年后，也就是1989年，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林·亨特主编的文集《新文化史》出版，标志着这一研究范式日臻成熟，且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再过十年，亦即1999年，由维多利亚·邦内尔和林·亨特共同主编的文集《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新方向》出版，对新文化史二十余年的发展作出了回顾、总结和展望。换句话说，在斯通提出叙事的复兴之后二十年，叙事及其所提出的颠覆科学性和分析性的历史形式的主张，仍然在历史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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