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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岀生的人，今年五十多岁了，仍然在工地上从事着体力劳动。
1982年的时候，初中还没毕业的我，就匆匆放下了书包跟着同村的小伙伴们进城务工了。
我们这一拨人，是1962——1976年中国人口出生高峰的时候出生的，等到八十年代的时候，第一批出生的人基本上都已经是适龄劳动力人口了。
由于没有计划生育的控制，那时每家都是兄弟姐妹好几个，多的还有十几个。
我们村里就有一户人家，兄妹十一个，都够得上一个战斗班了。还有一家为了生儿子，一连生了七个女儿，号称“七仙女” 。
田地是按照1979年分田时候各人的年龄分配的，达不到年龄标准的就分不到田地。
像我们年龄差了一点点，就没有分到田地。但是就算没分到，人总是要吃饭的呀，所以就着急忙慌地不上学了，去上班挣钱贴补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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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种情况，几乎每家每户都存在，不是我们学习成绩不好，而是现实所迫。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国家在那个年代还只是个农业大国，工商业及其他可供就业的机会少之又少，就是有就业岗位也是优先考虑城里无业人员，所以留给我们能干的活很少，但建筑行业例外。
因为建筑工地的活又脏又累，没有机械替代全靠人工硬干，城里人根本就不愿意干，这才有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
农民在农闲时节进城务工，农忙季节在家耕种，成了过去三四十年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
我们这些人，可以说是中国农民工的奠基人，也可说是建筑市场的拓荒者。
每天早上早早就起床，大多时候天都没亮，因为没有自行车，就要步行到市里去干活。
那时乡下好像还没有“打工”这个说法，到九十年代打工一词才慢慢地被人们所熟知。
从家里走到省里的建筑工地，那里有专门的人带着干活。
在工地，带班的班长有着绝对的权威，怎么干，干多久，以及要不要你干活，都是他一句话的事，因为活少人多就形成了施工方单方面的“买方市场”，想干活就得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一切，逢年过节还得烟酒侍候着，否则下一年你就在家呆着吧。
【50块钱一包的香烟有哪些 50块钱一包的香烟】像我们年龄小没有技术的小年轻人，一般被分派一些比较杂的活，比如拎灰桶、打砂皮、拌灰浆之类的，有时也帮那些抬大土的人搭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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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没有挖掘机之类的，挖、运、填等等的活都是由人工完成。
每天从早上干到晚上，除了中午吃饭半个小时外，其余时间就像机器一样地不停运转。
好在那时候年轻，根本就感觉不到什么是累。因为出身农村，这些活在我们眼里都不是事儿。
每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我们三五个没有自行车的同伴一起往家赶，边走边浏览着城市的风景。
八十年代初的城市风貌，搁现在看来都赶不上偏僻农村的小镇，破砖烂瓦垃圾遍地。
但即便是这样，在我们眼里已经是天堂了。
想来都好笑，如果在街上遇到个说普通话的城里人，我们都拿他当神一样敬，觉得他说什么都是对的，必须无条件服从似的。
在食堂打饭的时候，但凡有一个城里人端着铝皮饭盒来打饭，我们明明排队在前面，也都不自觉地让他先来。
平常只要是“城里人”招呼一声，叫干啥我们都抢着去干，感觉很有面子一样！
不扯闲的，话题说远了都是泪，想想心里都发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