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佐曹操二十年的干臣荀彧究竟为何要自杀？( 四 ) _生活百科

可见，当朝廷之名为权臣所窃，迂腐地尽忠实则是遂权臣之意、陷朝廷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因而欲行匡复之事，首先便要直面乱世，在当时的政局中，依托割据群雄、借助他们的力量，就成为那些试图中兴汉朝的士大夫的唯一选择。
董卓乱政时，张承“欲合徒众与天下共诛卓”，张昭劝他说：“今欲诛卓，众寡不敌，且起一朝之谋，战阡陌之民，士不素抚，兵不练习，难以成功。卓阻兵而无义，固不能久;不若择所归附，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张昭看到了自身力量单薄“难以成功”，所以主张“择所归附” 。然而“归附”的目的在于 “待时而动”，最终要“如志”即实现匡复之志，
荀彧出仕曹操亦当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后汉书·荀彧传》说他“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乃去绍从操” 。荀彧洞察时局，“择所归附”是择强而仕，其目的在于实现“匡佐之义” 。可见，荀彧与曹操的结合，绝非建立简单的府主与僚属关系，彧者私人依附关系，其间隐含着政治合作的意图。故而，范哗论曰：“察其定举措，立言策，祟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范哗将荀彧出仕曹操看作是一种策略。并肯定这种策略的正义性。
观荀彧生平所为，“崇明王略，以急国艰”最典型地表现在他力劝曹操迎汉献帝一事上。荀彧言辞间虽以晋文公纳周襄王、刘邦为义帝缟素作比，有笼络人心之嫌，但观其本心，实为颠沛流离的汉献帝考虑：
“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 。
可见荀彧首先考虑的是存汉之本，顺民“怀汉之思”，防天下之逆节。所以范哗认为他并非“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 。此举也为裴松之所盛赞：“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在称赞荀彧有功于“苍生”之外。裴松之外，裴特别强调了是荀彧使汉祚延长了二纪，并认为这是荀彧之“本图”，是“仁恕” 。
与荀彧立身行事相近的还有沮授。袁绍初兴，沮授即劝他“西迎大驾，即宫邺都”为奋斗目标，其后又力劝袁绍迎汉献帝，认为“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 。
可见，荀彧出仕割据群雄，选择迂回曲折的途径来达成“匡佐”的目的，这绝非是其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汉末乱世时士大夫的普遍动向相一致的。正如范哗所言：“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对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而言，这种权谋是“本于忠义之诚”的权谋，最终是要“归成于正”的。
四、士大夫的两难处境与荀彧之死的必然性
虽然士大夫“择所归附”，想要“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但是割据群雄有着自己的政治立场，未必会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同心同德，这是士大夫在“以谋济”的过程中所无法控制的。诚如范哗在《后汉书·臧洪传论》中所言：“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利势所在而已。”豪雄以“利势”为依归实与士大夫以“守义之心”、力行“匡佐之义”有着原则上的区别。

在袁绍统一河北的战争中，臧洪以孤城力抗袁绍。他在回复陈琳的劝降信中指责袁绍“实且欲一统山东……故抑废王命以崇承制”，他对比自己和依附袁绍的陈琳：“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受命于君亲，吾予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长安”，则更标明袁绍之自立不臣，与士大夫忠于汉室、义存君父的立场绝不相容。除了政治立场的根本对立，更关键的是，士大夫无法车导割据势力的发展方向。袁宏、范哗、裴松之都看到了此时士大夫的两难境地。袁宏说，“荀生之谋，谋适则勋隆，勋隆则移汉”;范哗说，“方时运之屯遭，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此又时之不可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