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员的生活状况：普通京官不贪污无法生存( 五 ) _官员

张集馨就曾经奉命查抄过一个亏短仓库四万有奇的官员之家，其状惨不忍睹：“(余)见其门户萧条，孤寡号泣，实惨于心。所抄衣物，半属破烂，估值无几。”在安徽，一些州县地方官为填补亏空，甚至以“陈设器玩以及衣物”充抵亏空。放眼整个帝国，几乎无地不亏空，而这些地方的中低级地方官，也几乎无一不赔垫亏空。
真正理想中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只有少数善于理财的人才能做到，大多数地方官不过是过手财神，他们绞尽脑汁，营营汲汲拼了命地捞钱以筑起隐财政体系的地基，整个帝国的财富通过这套体系向京城汇集。
隐财政体系在帝国是一台严丝合缝的机器
《亚财政》的作者洪振快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看不见的财政体系，它由国家税收以外的收费所得，以“陋规”的形式在官僚系统中运转。有时候它是官员往来的“节礼银”、“漕规礼银”、“关规礼银”、“盐规银”、“钱粮平头银”等，有时是证明官员身份的“结印银”，有时候是地方官审计报销需要送给户部的“部费” 。
举个漕规礼银的例子，就是漕运的“外费银”，比如湖南醴陵，法定一石漕米收800文，嘉庆二十五年，一个王知县上来就收4400文，而当时的米很便宜，只值1200文。
为什么要收那么多？因为收数的人多，给上司的叫“漕馆”，给漕粮运丁的叫“水脚”，给州县的叫“漕余”，最后还有一笔要给地方素质差的读书人叫“漕口” 。
除此外，有向茶商征收的“茶规”，收香客的“香规”，收鸦片贩子的“土规”，甚至还有对械斗双方收的“斗费” 。
“我们可以发现陋规已经渗透到帝国每一个角落、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只要有公共事务，只要你需要和官方打交道，你就无法摆脱陋规的困扰。”洪振快如是说。
回到开始的问题，很多人，比如李慈铭和一些从未涉足地方治理的士人，很愿意相信地方官在层层盘剥百姓，自己留下大头，然后将余润作为贿赂，以作为上官对自己贪赃苛敛的默许。他们认为正是这些人败坏了帝国的财政制度，并且腐坏了整个国家的道德。
这套逻辑自然看起来言之成理，但地方官肯定表示反对。有的人一旦进入了隐财政体系就必须顺从其运转，如醴陵的王知县，他收了4400文约合3.6两的“外费银”，引起了当地民众强烈反弹，从而导致28名反抗的民众丧命。
但王知县实在没办法，只是水脚、漕余、漕口三项已经把外费银瓜分完毕了，本该他还有一份的漕余还没着落。王知县当了一回贪官酷吏，其实只为他人作嫁衣。
类似何知府、王知县这样的外官，实际上从一上任开始就背负了极大的经济压力，他们为了结交京官，只能想方设法在所辖地内寻找财源，于是，供给国库的地方库银就成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攫取目标，这就毫无疑问会导致各省亏空。
各省的亏空又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漏洞。而这些漏洞流出的银两，实际上又作为非正式的津贴和福利落入官员的腰包。而国家财政为了填补更大的漏洞只能扩大捐官，甚至冒险苛征捐税。这最终导致了一个巨大的恶性循环。
官员、民众、国家都是这个恶性循环中的牺牲品，但既然已经相沿日久，所以习焉不察，人们只能诿过于贪官污吏的横行，却无法意识到真正的问题乃是整套体制的荒谬。
有人已经意识到这种荒谬，很遗憾的是，发现这种荒谬的，乃是一个日本人宗方小太郎。他向明治天皇呈上了在华多年考察的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
在报告中，宗方认为中国全民腐败：“盖国家者，人民之集合体也。换言之，即人民则为组织一国之必要分子也。若分子腐败，欲国家独强，其可得乎？故中国之腐败，即此必须分子之腐败也……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营私为事，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其势不知所底。”宗方更预言这样一个全民腐败的帝国“早至十年，迟至三十年，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