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员的生活状况：普通京官不贪污无法生存( 四 ) _官员

首先他也必须接受一个新的幕僚，那就是账房师爷。他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负责秘密记录致送上级长官的礼金各是多少，这本账也被称为“内账” 。
如果京官的账本关系到他个人的生活水准，那么地方官的账本则与他的仕途紧密攸关。《官场现形记》里的一个故事能够充分说明这本秘密账本的重要性，一个叫瞿耐庵的候补官员百计营求终于补得了湖北兴国州知州的实缺，走马上任，但他上任交接时因不懂规矩得罪了前任账房师爷，前任师爷为了报复假造了一本秘密账簿，瞿耐庵按假账本去孝敬上官，结果可想而知，不到一年便被参劾革职。
何刚德这样的五品知府没资格进京送礼，那是布政使以上才有的资格。所以，他需要打点包括本省按察使、布政使、巡抚还有总辖苏赣徽三省的两江总督。
道光咸丰年间的两名地方官段光清和张集馨的自撰年谱中，有多条关于礼金的记述，再加上一些奏议，我们大致可以估计何刚德的见面礼数额。江西建昌算是比较富庶的府，那么两江总督至少要600两，巡抚500两，布政使400两，按察使350两，这些加在一起一次就要1850两。
每次拜见也要程敬，累计起来，数额也不算小，何刚德主要拜见的上官只有巡抚、按察使和布政使，一年拜见一次，大致需要600两。节礼和贺礼即所谓“三节两寿”，巡抚每节至少600两，过寿400两；按察使和布政使则每节300两，过寿200两，各色表礼、水礼、过路程仪及贿赂上司门丁的门包等尚不包含在内。同时，像是道台、驻防八旗将军，等等，也需要不时送礼，姑且加在一起算成8000两，那么这一年光是最单纯的送礼，何刚德就需要花出将近1万两，这还是以最少的数额计算。
何刚德作为知府，正俸有白银80两和40石大米，每石大米如果折银一两，那么加在一起就是120两，额外的官方收入还有政府提供的养廉银1400两，加在一起是1520两，即使何刚德不吃不喝，他的薪俸收入也刚刚到礼金数额的六分之一。
好在何刚德是一个知府，他有权收受下属的见面礼和三节两寿的贺礼。建昌府下辖五县，知府的见面礼每县要出200两，总共是1000两，三节两寿每次是120两，加在一起是3000两，这一年，何刚德的额外收入有4000两，如果下面的县官对自己的顶头上司送得多的话，可能总数会达到6000两。
何知府一算账，收礼加俸禄才7520两，还是不够啊！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的财源？答案是：有的。
根据记载，在何刚德主政的建昌府毗邻的江西几个府，在收地税时，每亩地多收3分银子作为额外收入，根据光绪五年的《建昌府志》所载，建昌府共有成熟土地17035顷又27.23亩，如果每亩地多收3分银子，那么这一项就可以进项51105.81两，但这显然要冒很大风险，因为建昌府征收的正税总数，只有88341.647两，但如果强行摊派的话，额外征收的银两相当于正赋的五分之三，很容易激起民变。江西从1880年到1910年的20年间，发生的民变次数超过110次，绝大多数都正是因为捐税超出了农民承受能力所致。
在民变和上供的钢丝上游走，使何刚德这样的地方官如履薄冰，加派捐税需要冒大风险，但还有一大笔孝敬没着落。
何知府只得使最后一招，就是挪用库银和向银号、商铺借贷。
道光二十五年，陕西粮道张集馨致送礼金的花销，来源就是借贷，之后再用库银和陋规来还贷。库银成了地方官的救命稻草，像何刚德所在的建昌府，每年征收的各种捐税加在一起，一共有145194.12两，这些银钱除了起运之外，会留下一部分成为地方官员挪用的金库。
但这又造成了亏空，晚清各地方亏空乃是常态，如果地方官运气好，在离任前做好账薄，便可将亏空漏洞转嫁给下一任去头疼。但很多时候，这种金蝉脱壳之计未必成功，朝廷常会层层追缴地方官员的亏空，甚至查抄官员家产抵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