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员的生活状况：普通京官不贪污无法生存( 二 ) _官员

如果仅从这两句话，便下定论说李慈铭也是“穷京官”中的一员，那恐怕会被他的表面功夫所欺。告贷典当固然有之，但加在一起不过71.2两，并非难以接受，倒是他这一年丰富多彩的京官生活，足以让人大开眼界。
这一年，李慈铭雇了十名仆人、两个车夫，还有三名更夫和一个厨子，加在一起花了24.7两。
为了讨小妾的喜欢，他又买了“绵缎褂一领湖绸袷衣里外裁”、金银罗一只，还有一件天青缎鼹鼠褂，一共是15.2两，他自己则添置了一件猞猁狐褂，花了20两。
李有藏书癖，文墨之事也自然少不了，书籍笔墨加在一起花了近64.2两。
但这并非是开销最大的一头，最大的恐怕是李慈铭本人在日记中抱怨的“饥饿”，但用以填补饥饿的却是珍馐美酒、佳仆歌郎。霞芬楼应当是李慈铭最爱的馆子，这一年在霞芬楼李慈铭就花了45.8两银子。此外秋蔆楼又花了30两，加上丰楼、宴宾斋、福兴居和天宁寺的一顿素席，李慈铭这一年舌尖上馆子就开销了147.4两。如果将其他杂项加在一起，那么李慈铭一年的开支就高达607.4两。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北京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年花销是50两，那么李慈铭这一年的消费足够养活12个五口之家。所谓的“穷”，不过是因为与一掷千金的高官生活相比，自己实在是显得太过清贫了。
而过着阔日子还叫穷的李慈铭，却任由弟弟在家乡饿死，他才假惺惺说道：“通计出门七年以来，寄弟者不过十金耳” 。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这一年“酒食声色之费亦不下百金”，确切的数字如上所计，乃是147.4两。即使如此，他在开始还不忘强调一遍：“余虽穷” 。

穷京官的陋规收入
李慈铭当时只是个五品衔的户部郎中，而且是学习行走，加之他是纳捐入官，即所谓“万年候补”，故而连俸银和禄米也没有，这一年只有象征性的所谓“养廉银”18.6两。
实际上，这一年李慈铭的收入总数折银却高达766.9两，他的正式官俸只占其中的2.42%，而剩余的占总数的97.58%的收入，也就是相当于他俸银40倍的748.3两，恐怕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究竟是什么，会比他的“合法收入”还要高出这么多呢？
翻看李慈铭的官员账簿，会发现每年都有一笔相对固定的进项，这笔少则40余两，多则400余两的额外收入，被称为“印结银” 。光绪三年，李慈铭收到的印结银162.19两，大致是他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而这一年新进仕途的何刚德，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俸之外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 。
所谓“印结”，其实是清代一种行政文书，即钤有官印的证明某人身份的保证书，主要防止有人冒名顶替。
晚清因太平天国战乱及各省灾荒，加之对外赔款，国用支绌，于是大开捐官之门，以广收入。为防止假冒顶替，捐官需要在京的同乡为官者出具印结，这可是要担风险的，一旦发现捐官者的身份有假，出结官也会被问罪。
于是，捐官者自然免不了对出结官馈赠一二，久而久之，馈赠成了规矩，甚至有了固定数额。为了这笔馈赠能够让同乡的官员利益均沾，同乡京官便成立了“印结局”，由进士出身的京官主持，凡需要印结的，都直接去印结局纳了“印结银”后取印结即可，而官方也只认可印结局开出的印结。
一名捐官者，要得到印结，得掏不少银子，就拿一名叫李圭的江苏捐官者来说，他是监生出身的一名州同知，得了浙江候补知州的肥差。按照他的日记记述，捐官的费用是1096两，但缴纳的印结银加在一起却高达584.03两，其中大结四张：注册99两，验看99两，声识及识认两项是99两；还有两张小结：保免本班44.5两，留省44.5两；另外还有1.07两的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