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广州知府的收入：仅灰色收入就达上万两( 二 )

除了雇师爷，官员们还得雇长随(男仆) 。雇师爷是为了工作，雇长随是为了面子——清朝官员极讲面子，出门如不坐轿，会被人耻笑终生的。那时候可不像现在，领导能配公务车，公务车司机靠财政养着，那时候公务车(轿子)要自己买，司机(轿夫)要自己雇，朝廷给的只是政策，允许你花钱享受什么样的待遇，而不是直接给你什么样的待遇。按照朝廷给的政策，知县坐“四人抬”轿子，要雇4名或者8名轿夫(轿夫累了需要换班)，知府坐“六人抬”轿子，要雇6名或者12名轿夫。
雇完了轿夫，还得雇厨子、雇门房、雇跟班、雇拿印的……据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一书考证，道光年间广州某知府竟然雇了50个长随，每人每月发放“工食银”4两，一个月要花200两，一年要花2400两，如果碰上闰月，还要再多花200两，这还不算逢年过节打赏给长随的红包。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假如一个知府比较节俭，只雇了6个师爷和10个长随，那么他每年要给师爷发六七百两，要给长随发四五百两，两者相加，一千多两出去了。假如这个知府比较爱慕虚荣和贪图享受，一连雇了10个师爷和50个长随，则每年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前面说过，清代知府年薪只有210两，这点儿工资连养师爷都不够，又怎么能养活知府的老婆孩子呢？

叁皇帝发养廉银
基本工资不够花，地方官不可避免地要贪污腐败，雍正皇帝说过：“自州县以至督抚，俱需索陋规。”从知县到总督，各级地方官没有不贪污的。他们之所以贪污，并不是因为平日里缺乏廉洁教育，而是因为钱不够花，连维持最低限度的开支都不够。当然，所谓“最低限度的开支”指的不光是糊口(如果仅为糊口，一年几十两银子也可以填饱一家老小的肚皮)，还包括而且必须包括养师爷养长随的开支，否则“官场威仪”无法维持，甚至连日常工作都无法开展。
雍正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开创了“养廉银”制度：给所有级别的地方一把手发放高出基本工资很多倍的经济补贴，使他们有条件远离贪污。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了广州知府的养廉银标准：每年1500两。知县则比之低一半左右，如广州市区分属的南海县和番禺县，两个知县每年养廉银分别为700两和600两。
清代地方官的基本工资按照品级发放，只要品级相同，无论你在哪一省份做官，领的工资都一样。可是养廉银却不全按品级，还跟地域有关。例如广东省的知府每年有1500两到2400两的养廉银，河南省的知府每年却有3000两到4000两的养廉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一是各地工作的艰难程度不等，二是能捞的油水也不一样。广东当时经济发达，在广东做官有得捞，所以朝廷发放的养廉银就少，而内地省份经济落后，官员能捞的油水少，所以朝廷发放的养廉银就多。从这个意义上看，雍正最初制定养廉银制度的时候就没有指望该制度完全杜绝贪污。
事实证明，养廉银制度确实不能杜绝贪污。为什么不能？一是因为专制时代缺乏制衡，官员只为上级负责，百姓没有罢免权，只要买通上级，贪污起来毫无风险；二是因为人的贪欲没有极限，即使钱够花了，官员们还渴望“创收”更多的钱，以便享受更好的生活，以及为下一代积累产业；第三，跟地方官的日常开销相比，这笔养廉银的数目仍然很小，例如广州知府每年1500两养廉银，加上基本工资不到两千两，而他光是雇师爷雇长随就要开支一千多两，手头稍微松一下甚至要花掉好几千两，收支缺口仍然存在；此外还有最后一条因素——通货膨胀。清朝皇帝盲目遵循祖宗家法，不敢越雷池一步，顺治时期定下的俸禄标准，雍正时期定下的养廉标准，一直到鸦片战争时都没改动过，而由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由于墨西哥白银的大量输入，中国的金银比价发生剧烈改变，白银的购买力越来越低，官员的工资和养廉银看似不变，实际上出现了严重缩水，本来买得起的东西慢慢买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