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评论明代君臣：文官罪无可恕宦官情有可原( 七 )

(三)强化皇权的有力工具
党争亡明可谓是时人的共识，康熙对此更是大力抨击，认为文官罪不容恕，是明亡的真正罪人。前文已有论述。在其对明末文官结党营私、败坏国家的形象的着力渲染中，清晰地显现出康熙抑制文官势力、强化皇权的政治逻辑。在具体的政务上，他也处处以明亡为由打击文官，强化君权。
1·压制文官的口实
明代言官虽然品级低下，但有风闻言事的权力，可以对各级官员以及皇帝的政治举措与个人作风提出尖锐的批评。从制度的设计上讲，它是维持王朝政治机体健康发展的有效组织，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它可能成为各派官僚以公报私、争权夺利的喉舌，也可能成为文官制约皇权的合法手段。明末，言官即沦为了各派政治势力党争的工具，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同时也是文官集团压制皇权的武器，对皇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清朝定鼎中原后，鉴于明末教训，对言官权力严加控制。
康熙十八年(1679)，因言官姚缔虞上奏风闻言事，请求开放言路，康熙特召集满汉官员曰:“今将科道两衙门本章情弊，无益国计民生之处，一一讲究。”他首先指出科道言事的弊病:“科道条陈一事，部议准行，又有科道官言其不可者。今日之所谓是，明日又转而为非。朝更夕改，茫无成宪，难取信于天下。岂治道至理哉?”并且认为科道论人往往求全责备，但“因人材不一，有能理繁者，有有操守者，有练习其事者”不能一概而论。因此，认为若不严加防范，于国计民生往往害多益少，并明确指出风闻言事是明末陋习，“若此例一开，恐有不肖言官，借端挟制，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诬害良善等弊。”其时，各级官员绝大部分皆耳闻目睹过“明末一切事例，游移不定，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乱象，不能不承认“言官奏事，今若不加处分，恐有借称风闻，挟私报怨者，亦未可定” 。
四十八年(1709)，针对科道言事的弊病，康熙再次谕曰:“近来科道言事，必有所倚藉，方始上疏。至有关国计民生者，全不念及。如朕因江浙年岁歉收，米价腾贵，令江西、湖广米商报名，不许积囤，沿海一带，禁约不许出洋，闻江浙米价，皆平矣。科道何不言及耶?朕凡遇饥荒，即蠲本年钱粮，及历年逋欠，又留漕赈济，但恐民未必得沾实惠，闻江南有催征蠲免钱粮，以偿已之亏空者，科道何以不行指参?”
五十二年(1713)，福建巡抚觉罗满保奏报，闽县等十六州县缺官，请求补选卓异，部议不准。此事本属正常，但见一御史奏称:“闽属十六州县员缺，满保请拣选卓异荐举官员补授，可为一时之计，未可为经久之例，不如择本省之员调补。若拣选卓异荐举官员补授，必致悬缺以待，于地方无益。”康熙立刻有所警觉，认为该御史有受卓异荐举官员嘱托之嫌，并指出倘若如此，则权尽归都察院、科道等官，因此严谕道:“此系明末恶习，断不可长……务将闽属十六州县员缺，即行补授发往。”
可见，在康熙看来，科道言官应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具体政务为重，不应纠缠于无谓的人际关系，更不能直接干涉人事安排。这是对科道言官职责的规范，也是对后者权力的压制，而明末言官乱政的事实成为其推行这一意志最为重大的理由。然而，言官虽然品级低微，却是文官集团中最为活跃的分子，他们权力的强弱实质上是整个文官集团权力状况的晴雨表。
2.打击党争的武器
康熙一朝是清代党争较为严重的时期，但康熙帝对党争现象可谓深恶痛绝。三十年(1691)，就大小官员彼此倾轧、党同伐异之事，他特谕吏部曰:“朕总揽机务已三十年，此等情态知之最悉……夫谗谮嫉(妒忌)之害，历代皆有，而明末为甚……朕历观前史，于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并责令各级官员“自今以往……应仰体朕怀，各端心术，尽蠲私忿，共矢公忠。”同时，也提醒道:“岂独国事有裨，即尔诸臣，亦获身名俱泰。倘仍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交结朋党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