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评论明代君臣：文官罪无可恕宦官情有可原( 三 ) _康熙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对崇祯评价的独特性。在屡屡讥讽崇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的同时，又极力为其辩诬“有明天下，皆坏于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愍帝即位，未尝不励精图治，而所值事势，无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认为“愍帝不应与亡国之君同论” 。康熙之所以如此评价崇祯绝非出于对他的厚爱，实有其特殊的政治意图。
无疑，崇祯的勤政有别于历代亡国之君，但对康熙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凸显崇祯励精图治的政治形象，则能将明亡的罪责诿诸明末官僚，可以义正词严地指责明亡“皆由其臣子背公徇私，私处言路者，变易是非，淆乱可否”所致，作为自己整肃官僚，强化皇权的重要理由。
(二)明朝官僚的形象
在康熙眼中，明朝官僚的形象没有其皇帝那么丰富与生动。康熙对明初功臣的评论甚少，唯有六十一年(1722)提过:“明之徐达不过一草莽武夫，刘基系元之进士，遭遇成功，遂以元勋配享耳。”但这足以表明康熙对明初功臣的态度，也彰显了他的帝王立场，即臣僚即使有盖世的功勋也不能超越皇权的伟大。对明末官僚，康熙评价稍多，但他们的形象较之明末诸帝更为丑陋。
1·不容宽恕的文官
结党营私是康熙眼中明末文官的最大特征。二十三年(1684)，康熙谕曰:“万历以后，政事渐弛。宦寺朋党，交相构陷。门户日分，而士气浇薄。”三十年(1691)，又谕吏部曰:“夫谗谮嫉(妒忌)之害，历代皆有，而明末为甚。公家之事置若罔闻，而分树党援，飞诬排陷，迄无虚日，以致酿祸既久，上延国家。”次年，再次议论道:“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晚年仍鉴于“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对大学士等曰:“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并且认为明末文武关系势同水火，也主要由文官所造成。四十八年(1709)，康熙就赵申乔弹劾武官一事指出:“武官与文官不同，即尔等文官能一无所取乎?……故抑武人，乃明代陋习……大凡治天下之道，当以和平为贵也。”以上可知，在康熙内心深处文官的整体形象究竟如何，应为明朝亡国负何等罪责。
2·情有可原的宦官
自明中期以后，宦官逐渐在中枢决策中取得了独特的权位，其政治作用丝毫不亚于外朝文官，但他们在士人眼中始终都是邪恶势力的代表，是朝政日趋腐败的根源。加之天启年间魏忠贤的倒行逆施，更加败坏了他们的形象。
康熙对他们也并无好感，曾说:“朕宫中所用太监，止令供洒扫奔走之役，一(颦)一笑从不假借，所以数十年以来，太监皆极贫乏，有不能自给者。”并就太监钱文才殴死民人徐二一案，对大学士等说:“凡太监犯罪，断不可宥，尤宜加等治罪。”又指出:“古来太监，善良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而且也认为太监对明朝亡国有重大的责任。
但他不赞成将明亡罪责完全诿诸太监，且认为太监弄权，文官也难逃干系。“明朝典故，朕所悉知。其奏疏多用排偶芜词，甚或一二千言，每日积满几案，人主讵能尽览，势必委之中官，中官复委于门客……此皆文字冗秽，以至此极也。”
宦官虽然可恶，但较之文官，康熙却认为他们尚有几分忠诚，在议论明清争战时指出，明朝群臣嚣嚷决战，痛斥和议，但“贼至京城，文武逃散，无一死于难者。”后又说追随崇祯殉难的唯有太监王承恩，世祖章皇帝曾以其忠诚，著文致祭，有碑碣为证，且崇祯暴尸东华门桥上时，无一官收葬，后太监慈有芳觅棺殡敛，汉官不过“成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