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评论明代君臣：文官罪无可恕宦官情有可原( 四 ) _康熙

可见，在康熙眼中，宦官应为明亡负责，但因其身体残毁，稍有贪黩之性，也情有可原，且危难之中尚不失忠诚之义;武将出生入死，虽粗鄙贪婪，也属情理之内;唯有文官满口道德，却朋比为奸、结党营私，置国家社稷于不顾，唯以私仇、门户为念，无疑是明亡的罪魁祸首，理应受到道德和历史的谴责。康熙以铁一般的事实，将自以为握有“戒尺”的士大夫置于冰冷的道德拷问之中，对他们手中无形的道德权力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然而，康熙对明末文官无一人殉节的评论显然有违史实。曾身在京师，亲历甲申之变的杨士聪记有:“北都殉节，几二十人，可谓盛矣。”时人朱尊彝也得知:“甲申前后，士大夫殉难者，不下数百人，大都半出科第;而新城王氏，科第最盛，尽节死者亦最多。”此类记载甚多，虽不全为确论，但明亡之际有文官殉国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康熙对文官评价的失实，恰好凸现出他用明史来推行自己意志的政治意图。
但这有意的失实或许蕴含着康熙对明末士人救国无术的指责，即他们即使有殉国之举，也无益于事，也不足为道。这一思想倒是与其时士大夫对明末士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批评相契合。可见，康熙对明季士人的评价既有其独立性，又与士大夫的反思有所契合，或许正是有此共通之处，康熙的批评才能为时人接受，其意志才得以全面地推行。
二、明亡阴影下的清代政治
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统治在顷刻之间坍塌。这无疑犹如利剑时刻悬于继之而起的清统治者的头顶之上。透过康熙这位集继承与开创于一身且统治时间长达六十一年的清初皇帝对明朝君臣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到明亡阴影如何影响了有清一代的政治发展。康熙对明朝创业之君与末世之主的褒贬、对明末文官的谴责，实际上是其政治立场、态度与理念的最好表达。
(一)励精图治政治形象的树立
明末诸帝的怠惰、奢靡、庸懦与江山易代、国破家亡的遭遇，无疑是警示康熙的明镜，既让其看到励精图治在政务处理中的必要，也让其觉察到树立良好政治形象对于维护皇权的重要性。或许正是在这一政治思想的指导之下，康熙的勤政、节俭与果敢恰好与明末诸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鉴于明末诸帝的怠惰所造成的“君臣隔越，以致四方疾苦，生民利弊，无由上闻”的恶果，康熙曾谕诸臣:“君臣谊均一体，分势虽悬，而情意不隔，安危欣戚无不可相告语者，堂陛之义固宜如是也。”并撰文论述道:“昔人谓天下犹一身，君为元首，大臣为心腹，其次为股肱，又其次为耳目，又其次为爪牙。天下之疲癃残疾，则沉疴疾痛举切吾身者也，而况于君臣之际乎?”其中特别强调“有明之世，君臣阔绝，至有辅弼之臣经年不一见颜色者，凡出纳之命皆假于宦竖之手，相沿不变，以至于亡。”而“我朝列圣相承，上下一心，志气感孚，罔不周浃。”正因有此番认识，所以康熙自亲政以来，始终坚持御门听政，从不无故中辍，遂使之成为有清一代的定制。
康熙不仅能持之以恒地坚持听政，而且曾令有关官员不得以成例阻挡言路。三十四年(1695)，谕曰:“闻向来御门日期，奏事处人员遇各衙门及科道封口奏章，概不转递。此乃伊等拘泥旧例，甚属无谓。”并指出:“前明朝政废弛，君上每不乐亲为听览，臣下望风希旨，往往借故稽留，以售其蒙蔽之术。”因此，“嗣后御门日期，凡有封奏事件，俱着一体接收呈览。”
康熙的兢兢业业无疑是出于实际政务的需要，但其背后的政治意图也不容忽视。事实上，他认为“御门不过片刻”，似乎并不看重其在政务处理中的具体作用。个中的微妙应在于他敏锐地觉察到励精图治的正面形象对于皇帝行使权力的重要。纵观康熙一生，其精勤犹如与文官赛跑，并在这场比赛中，成功地迫使自以为据有最高道德权力的文官俯首认输。二十一年(1682)，诸臣因过于劳苦难以堪命，请求康熙推迟御门听政的时间。后又以明朝洪武、永乐等几位令主尚且仅定期御门为由，要求改为“定期视事”，并颂扬他的勤政远迈历代圣王，堪称人君典范。在听到如此赞颂时，康熙表现得异乎寻常地平静，最后只接受推迟御门的建议，对定期之请坚决不允，不让文官在勤政问题上抓有任何把柄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