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背后的的真相：晋国公卿斗争白热化( 三 ) _晋国

正所谓“族大多怨，常成怨府；族大逼君，易为君仇” ，赵氏诸卿居于高位，却不知谨慎自处，当家族丑闻爆发、庄姬告发赵氏谋反时，志在立威的栾书必然不会放过如此良机，遂联合诸军将佐共攻赵氏。晋景公也自然乐于见到诸卿相争而便于公室的统治，赵氏灭门的命运由此而定。试想如果没有势力相匹敌的政治敌手的介入，单凭一个妇人的片面之词，如何能扳倒家甲数千、身兼两军之职的赵氏一门？不过栾书真正在意的只是赵氏家族的财富与地位，并不想将所有赵氏诸支赶尽杀绝，栾氏独大的局面也不是其他诸卿所希望见到的状况。所以《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晋秦麻隧之战时，有“栾书将中军，荀庚佐之”而“赵旃将新军，至佐之”之语，赵穿之子赵旃仍厕身于晋卿之列，可见他这一系并未受到牵连。如果确如《史记》之言，下宫之难是屠岸贾公报私仇之举，那么对待同气连枝的赵旃，又如何能坐视不理呢？因此，导致这场悲剧的真正原因，应是政治上的相互倾轧，而庄姬丑闻正是这一事件的导火索。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赵氏孤儿是否会为其宗族向栾氏复仇？赵氏和栾氏分别有着怎样的结局呢？赵氏自不必说，赵武凭借其聪明才干迅速成为晋国的执政卿。其孙赵襄子毋恤在公元前453年与韩、魏一起共灭智氏并三分晋政，开创了此后赵国的百年基业。1988年，考古人员曾在山西太原(赵国都城晋阳)金胜村发掘了一座大型的东周贵族墓葬，即被认为是赵襄子之墓。其中出土随葬品近3000件，仅青铜礼器就多达1402件，其规模之大，在整个东周时期的中原地区无与伦比，充分展现了当年赵国国力的强盛。
而栾氏的结局，虽然文献缺徵，但一件传世文物，却向我们揭示了一代权臣落幕后的悲凉。这件文物叫栾书缶，是盛酒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通体素面无纹，器颈至肩下有嵌金铭文5行40字，云：“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虞(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这件器物长期以来被当作春秋时期的晋国所有，因而得名“栾书缶” 。但实际上，在东周时期， “缶”这类酒器却仅仅盛行于南方的楚文化区域。铭文中的“择其吉金”四个字，也正是当时江汉平原一带流行的吉语。与此相对，春秋时期，华夏诸族用来盛酒的多为方壶或者圆壶，国内历次考古发现中，至今未见到有一例三晋贵族使用缶随葬的现象。
难道说这件“栾书缶”的主人不是栾书？分析它的整体形制和装饰风格，我们确定其制作年代应该在战国初期以后，而栾书主政的晋国此时早已一分为三，所以这些铭文的正确解读应该是：“栾书的后代子孙‘书也’选择上好的金属铜，在正月乙丑日铸造了这件缶，用以祭祀先祖。”无疑， “栾书也”将其先祖“栾书”视为本族历史中最为杰出的人物。然而，身为晋国贵族之后，他为什么会选择用异国之物来作为铸造铜器的模本呢？更何况这还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宗庙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