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孤重臣最安全的时候：宋代不杀文人是宪法( 二 ) _重臣

后来哲宗朝的元符元年，保守派阵营的元祐党人被逐，新党重新得势，宰相章惇欲穷治元佑党人，“将尽杀流人”(这回是章惇起了杀心)，但宋哲宗反对，哲宗说：“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太祖立下的誓约以及由此形成的惯例，显然束缚了君主诛杀士大夫的权力。一个生活在宋代的大臣，只要不是犯下罪大恶极的刑事罪行，一般是用不着担心有一天会被皇帝杀头的，即使他处处跟皇帝作对。
权力结构的稳定，使宋代没有真正名分上的顾命大臣。
不管是宋仁宗，还是宋哲宗，登基时都还是孩童，当然离不开一班老成持重之大臣的辅政与教导。不过宋朝未设“顾命”制度，老皇帝在终临前，并没有特别指定若干重臣为托孤大臣。尽管如此，那些先帝时代的朝中大臣，在政权交接过程及新朝开局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乾兴元年，宋真宗驾崩，留下遗命：十二岁的儿子赵祯继皇帝位，“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 。根据真宗的遗命，辅臣商议如何起草遗诏，宰相丁谓欲讨好刘后，提出将“权”字删掉。“权”有从权、暂时的含意，去掉这一字，即意味着承认太后拥有听政的正式权力。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曾坚决不肯让步，说：“女主临朝，已是非正常情况，称‘权’已属无奈，你还想将‘权’字删去，是什么意思？”丁谓不敢再坚持己见。
宋神宗病重之时，宰相蔡确曾有意拥神宗之弟雍王或曹王为皇储，为此他试探过另一位宰相王珪的意见，但王珪说：“皇上有子。”他认为皇位应该由神宗的儿子赵煦继承。王珪又上奏皇太后，“请立延安郡王(即赵煦)为太子。太子立，是为哲宗。”哲宗继位，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同情旧党的人，原来在神宗朝受到冷落的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大臣，重回朝廷辅政，大儒程颐则被召来担任小皇帝的经筵官，负起教化哲宗、养成君德的大任。
从上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王曾、王珪等名相，虽然没有被叫到皇帝床前托付幼君，但他们却在立嗣、太后临朝等重大事件中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这些宰相，虽无顾命大臣名分，却尽到顾命之责，辅佐幼主，稳定朝纲。
宋朝有一个惯例：皇帝若是冲龄继位，都出现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与汉唐相比，宋代虽然先后有多名太后临朝听政，却从未产生“女主祸政”的乱象，也没有诞生一位像汉代吕后、唐代武则天那样把持朝政的女强人。这又是为什么？
从制度角度来解释，宋朝建立了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权力结构。君主作为天下道德的楷模、国家主权的象征、国家礼仪的代表、中立的最高仲裁人，具有最尊贵的地位与最高的世俗权威。
同时君主不应该亲裁政务，虽然一切诏书都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但基本上都是执政官熟议后草拟出来的意见，皇帝照例同意就可；治理天下的执政权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用宋人的话来说，“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监察、制衡政府的权力则委托给独立于政府系统的台谏，“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宰相)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
就如秦观所言：“常使两者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君主只要协调好执政与台谏的关系，使二者达成均衡之势，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出现一个未成年的小皇帝，并不会对整个帝国的权力运转构成巨大的障碍，因为皇权已经象征化，君主不用具体执政。也没有必要为小皇帝专门成立一个顾命大臣团队，宰相领导的政府与制衡政府的台谏保持正常运转就可以了，至于程序性的君权，垂帘的太后便可以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