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明清两朝公车改革为何不能进行到底？( 二 ) _公车

为了让这一规定落实到实处，朱元璋还经常微服私访，在京城的街头巷尾，察访民情。由于出身贫寒的缘故，朱元璋深知百姓的艰难，所以，在平时自己出行的交通工具使用方面，他力求做到率先垂范。据《明史》记载，有一次，有司奏请，要把他乘坐的轿子装饰一下，需用黄金若干。他当即拒绝说，不必了，用铜就可以。有司讨好地说， “陛下，即使用纯金，又能费多少?”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朱元璋制定的一系列“公车改革”规定在明朝初期执行得非常有效，但是，随着明朝的日渐衰弱，监管也每况愈下，一些贪恋安逸、养尊处优的官员们又纷纷坐上了轿子，而且轿子越坐越大。据《明史·奸臣传》记载，奸臣严嵩的死党、总管全国盐政的都御史鄢懋卿， “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记。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
奸臣如此，忠臣也如此。被称为改革家的张居正，乃万历朝的首辅大臣，回家奔丧，所坐过的轿子之大，让人目瞪口呆。据有关史料记载，张居正这次返乡之行，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元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侍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的这顶轿子，不仅有里外套间，有厨房厕所，还有随侍人员。如此大轿，恐怕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轿了。为了让如此大轿从北京畅行无阻地赶到江陵，张居正可谓是煞费苦心。在这千里行程中， “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 ，拓宽道路，加固桥梁，劳师动众，一时惊扰无数官民。
清朝进关后，朝廷规定在京的满族大臣不分文武一律乘马，不准坐轿;一品文官如果因为年老或疾病不能乘马的，必须经过特许才可坐轿;汉族文官可以坐轿。但京师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官衙的路途都很遥远，如果要乘轿上下班，得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乘大板车随后。计算下来，养一乘轿子的年度开销需要数千两银子。因此，清朝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国家财富。
因此，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朝廷都在致力于“公车改革” ，规定在不影响官员形象的情况下，鼓励满汉大臣一律乘坐轻便价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了，比坐轿省得多。而那些要一些高级官员，绿呢大轿可以保留着，放在宅第的轿厅里，需要显示一下派头时，可以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但是，从《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来看，满族官员不许乘轿的禁令在康熙时就已被突破，到乾隆时乘轿已成普遍现象，乾隆皇帝为此连发诏谕训斥，但是仅靠三令五申是没有效果的。当时，大将军福康安，他作为乾隆的宠臣，长年统兵， “其出师督阵亦坐轿，须用轿夫三十六名，轮替值役，轿行如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