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法式是由北宋营造法式是由北宋建筑师谁组织编纂的营造法式是北宋建筑师谁( 二 ) _法式

梁思成从北京的明清古建筑开始学习研究，以故宫为蓝本，拜老匠人为师，结合清雍正时期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一书，初步廓清了清代建筑的基本营造法则，并于1932年完成《清式营造则例》，该书至今依然是研究清代建筑的入门读物。相较于清代《工程做法》，北宋《营造法式》的研究则困难得多。由于时隔近千载，书中所记关于北宋建筑的内容，不要说设计原则，就是普通的名词、术语，都已非当时工匠们所能解释，只能从宋代的实例中去探求。
于是，在整个华夏大地上努力寻找《营造法式》时代的木结构遗物，成为破译这部天书的最关键工作，学社开始对全国重点古建筑进行调查、测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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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林徽因在测绘佛光寺内的唐代经幢
首先从北京开始，专家们背着照相机、盒尺和笔记本，对故宫、太庙、社稷坛、北海、十三陵等近百处古建筑进行了考察。仅对北京中轴线上主要建筑进行的测量，就绘制出数百幅图纸。随之，他们又对华北地区137个县市的1823座古建筑堂、房、舍进行勘察，详细测绘206组建筑，完成测绘图1898张。
从1932年学社工作全面开展至抗日爆发前的五年内，学社成员走过中国上百个县市，寻访近千处古代建筑，对它们第一次做了现代科学方法下的测绘记录与研究，其中许多建筑的意义是首次被认识，例如明确了五台山佛光寺为中国唐代木构建筑实证。
独辟蹊径，后来居上赢得中日研究竞赛去各地考察古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非易事。除了路阻难通、炮火不熄这些现实中的难题，与国外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研究竞赛，也为学社成员添加了不少的额外压力。
由于国内建筑学研究的滞后，对中国古建筑的科学考察，不论西方学者还是日本学者都开始得更早，相当多学者的调查范围也极为广阔而全面，日本学者的研究对中国营造学社影响尤大。
伊东忠太是日本著名建筑史家，从1901年就开始了中国古建筑的考察之旅，并成为在紫禁城进行测绘的第一人——那一年梁思成才刚刚出生。早在1905年，他就在沈阳抄录了文溯阁四库全书本《营造法式》，并将抄本存放在东京大学。不过，伊东忠太没能读懂这部“天书”，对之颇为轻视。
对于研究中国古建筑，尤其是科学的田野考察，日本学者不无傲慢地认为理所应当由日本人来做。伊东忠太于1930年在中国营造学社作过一场学术报告，曾扬言：研究中国古建筑“在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不知适当否？”
这样的言论对于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这些刚刚加入学社的青年研究者来说是极大的刺激与挑战。学社之后十余年的考察与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和已经取得相当成果的前辈日本学人之间的赛跑。
也正是有了《营造法式》这部天书作为钥匙，中国营造学社走上了不同于以往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的崭新研究道路，并迅速做到了后来居上。梁思成第一个考察的辽代建筑独乐寺就比之前日本学者考察发现的古建筑都要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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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
从1932年4月考察独乐寺，到同年6月在汇刊发表论文，短短两个月时间，梁思成不但写就洋洋数万言的报告文字，更完成了大量测绘图，甚至还精心绘制了独乐寺总平面和山门、观音阁正立面的大幅水彩渲染图，速度可谓惊人至极——这正是学社同仁奋起直追，与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竞赛的真实写照。
从林徽因写给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到梁林二人与日本学者竞赛的心境：“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穷且益坚，共赴国难完成传世著作学术研究上的胜利终究抵挡不了日寇战火的蔓延，七七事变彻底打破了营造学社的研究进程。北平沦陷前夕，梁思成收到“东亚共荣协会”寄来的请柬，被日本人注意到的他，于1937年9月带领全家，踏上漫漫逃难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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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营造法式是由北宋营造法式是由北宋建筑师谁组织编纂的营造法式是北宋建筑师谁】1940年，中国营造学社迁往抗日大后方——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受战时条件所限，专家们只能拿到够吃三顿饭的工资。因为终日劳累，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林徽因则有严重肺病，卧床不起，咳嗽不止；一家人开始了贫病交加的日子，最后山穷水尽，只得典当衣物，衣服当完了，就当手表、金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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