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第二次鸦片战争：竟是咸丰帝的主动挑衅( 三 ) _鸦片战争

时间过得飞快，1859年6月很快就到了。额尔金的弟弟、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弗雷德里克?赖特-布鲁斯和法美两国代表乘着军舰抵达上海，通知桂良自己将前往北京换约。然而咸丰帝似乎打定主意不想见这三个蛮夷，他授意桂良传谕给布鲁斯，要后者在上海换约，当然遭到拒绝。6月20日，在英国东印度-中国舰队20艘军舰陪伴下的三位公使抵达白河口，要求中国守军拆除河口的档栅，让换约代表登岸。咸丰帝在相距不过一日路程的北京磨蹭了整整四天，才于24日“恩准”对方在限制人数的情况下由北塘后路进京。然而布鲁斯的耐性已经耗尽，25日上午，在直隶总督转呈的上谕送到他手里之前，他就命令海军少将何伯对大沽炮台发起了进攻。
出人意料的是，1859年的大沽之战成了晚清对外战争史上难得的大捷。督办天津防务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重建了前一年被联军击毁的炮台，装上40余门新铸的铜炮和洋式铁炮，又在河道内设置了由木桩、木筏、铁索、格栅组成的防材。而英军因为河道狭窄，只派11艘较小的木壳蒸汽炮艇闯入河口求战，遭到两岸炮台集中轰击，有4艘沉没。日落后，幸存的炮艇拖着载有陆战队的舢板在炮台前方登陆，却因为滩头落潮，陷于泥沼和壕沟之中，再度为清军痛击。到午夜何伯下令撤退时，英军已有81人战死、345人受伤，法军死12人、伤23人;清军仅阵亡官兵32人。
咸丰帝受到莫大的鼓舞，8月1日，他谕令两江总督兼办理各国事务钦差何桂清，称朝廷决意尽废上年中英、中法条约;倘两国尚能“悔悟”，中方将按中美条约之款目及换约模式，由两江总督与之另订新约，并在上海换约。这实际上退回了一年半以前的套路，即既不允入京换约、又不予直接接触，而刚刚于1859年6月第二次组阁的帕麦斯顿势必不能接受。于是额尔金受命使华，率一支由7艘蒸汽巡洋舰和34艘炮舰组成的舰队去进行讹诈。英方开出的新条件名目繁多：中国政府须为大沽之战作出道歉;应准许英法使节乘本国舰船抵达天津并入京换约;《天津条约》应予完全实行，其中关于赔款的条款继续有效;中方须为大沽之战的破坏另行赔款。中枢对此不置可否，于是战端再启。
1860年8月1日，英法两国舰队又一次抵达天津外海。英国舰队除海军主力外，还搭载着多达11000人的陆军部队;法国也派出舰船40余艘，陆军6700人，而僧格林沁部署在大沽的守军总共只有10000人。为了避免纠缠，联军干脆在大沽以北的北塘登岸。整整十天时间，僧格林沁都在等待对方进攻大沽，根本没有料到对方会从北边突然发起攻击。8月12日，8000名联军在新河逐退了2000名清军骑兵;21日，2500名联军在炮火掩护下攻占大沽北岸，僧格林沁为保存实力，下令南岸守军撤往通州。次日，英国舰队安然驶入白河。
联军在北塘登陆的同一天，直隶总督恒福按照前一天寄来的谕旨，请美国公使居间调停。此人全然不提咸丰帝“尽废条约”的表态，大讲要英法“按照贵国上年之例，进京换约”，似乎只要两国使节愿意按中方在前一年6月的设计，由北塘进京换约，1859-1860年围绕换约问题发生的一系列战事就可以一笔勾销。美国人多半觉得在兵临城下的关头谈什么“进京换约”过于幽默，于是“并无言语” 。但中国式的幽默还不止于此，到了8月16日，咸丰帝居然下了一道上谕，要正在津南咸水沽的西宁办事大臣文俊“兼程前赴北塘，伴送英法使臣进京换约” 。英法一侧对此哭笑不得，只能以文俊未奉到全权头衔为由，把他打发了回去。
北京：圆明园的悲剧
8月24日，上谕指派两年前主持《天津条约》谈判的桂良偕恒福为钦差大臣，往天津交涉停战。英法无意再费口舌，直白地要求清方全盘接受之前的新条件。桂良随后又报称，英法拟各派兵四五百人护送使节进京换约，并先遣数十人来京物色住处。这又一次触着了咸丰帝的痛脚：他最痛恨的就是西人进京换约这一条。于是，皇帝一面恐吓桂良“不准以顾大局为词，再行渎请”，一面要他“务令该夷先将兵船马队全行退出海口，并不准多带从人，方准来京” 。不料英法窥得桂良不敢做主，索性认定他的钦差身份名不副实，下令中止谈判。咸丰帝只得再度改派怡亲王载垣与军机大臣穆荫为钦差，赴通州与联军交涉，同时在9月初三次发布准备决战的上谕，做谈判破裂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