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专业合作社的由来？( 二 )

其实，伴着历史的进程，农业不断地进行着解构与结构，但最突出的分界则在于工业文明对历史话语权的取得，在这个基础上，农民的角色与内涵不断地衍变，朝向农村产业工人来发展。但对于中国而言，由于近现代史的特殊性，农业与农民并未实现这种过渡。但每个时代的领导人都深知农民、农业与农村的重要性。建国以降，历届**都不遗余力地在政策上重视农业与发展农业。但事实却是，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并未走上现代化。而农民的致富问题，恰恰又是中国走向富强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此，很多人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一任农业农村的边缘化，有识之士已经指出这种危险，这些危险涉及粮食安全、社会断层、社会稳定等等。然而，有识者们的呼吁未能改变农村、农业与农民的弱势地位。对此，邵根伙博士认为，中国强大的出路不在于农业的弱势，而在于农业的强势，而且中国农业是可以强势的。他说，有人认为中国人多地少，农村不可能富裕，这很荒谬，因为荷兰的人口密度相当于江苏省，比中国的人口密度大得多，但它是一个农业出口大国和强国，显然，人口多不是劣势，应当是优势，但为什么中国的农业搞不好？是因为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邵博士又拿以色列作为例子，驳斥干旱造成中国农业弱势。
据此，他说，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存在的问题，是内部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论荷兰还是以色列，都是通过科技，弥补了农业的先天不足。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最大的启示。其实也正是在这个启示下，大北农以科技作为企业的发展基础与重心，通过自己科技产品的推广，将科技附载在产品上传递给农村。目前，大北农的饲料（预混料）、动物保健、种业、种猪等产业的产品已经深入农村，悄悄地变化着中国农村的部分农产品的品质，也在慢慢地改变着农村人的观念。而所有这些工作也成了邵根伙和大北农的使命感。他不但通过产品来输出先进的农村的文化结构，而且也试图通过员工与企业文化的输出来为农村输血。也许大北农的血相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村而言太少了。但在这种使命感的驱动下，血液输出的过程会转换成造血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大北农会扩大规模，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高科技农业企业，而邵根伙也会成为一种新型农民的领军人物与代表。其实，2003年度，大北农5000多员工，近20亿人民币的销售收入恰恰在对比中证明着这一点，因为10年前的1993年，大北农是以两间房、两个人的规模出现在这个世界的。也许现在评价1993与2003年的大北农对于中国农业的作用有些过于早，但大北农的出现给中国农业界带来的变化会在未来得到证实。
同样，1993与2003年的大北农还尽可以保持平静，通过使命感来驱动自己去开拓未来。但有一点，当邵根伙将大北农与中国的农业历史在时空上联系起来以后，他便会借助这种历史的延伸力与驱动力完成一个人、一个公司的最大的历史使命。1993年的冬天很冷，邵根伙与他的朋友在那两间租来的办室里“燃点”起对未来的憧憬。正是这种憧憬的驱动力，让大北农走到今天，也让邵根伙从浙江金华农村的一个普通少年成长为中关村的一个成功企业的成功领导人。2003年10月，邵根伙当选为“中关村十大优秀企业家” 。浙江是一个出才子的地方，但邵根伙极力否认自己的“文才”，说自己文学水平低，文章都写不来。但真正的才子是以才干来定义的，它包含见识、决断力与行动力。当然，也包含着些许“野心”，其实，当我们都不是英雄时候，“野心”才会让我们联想与憧憬，才会有巨大的驱动能力。这就可以解释，何以邵根伙逆着世俗的偏见选择了农学专业，并成了中国第一个养猪博士；何以他以中国农大的高才生的身份“下嫁”北京农学院；何以在农学院里承包了农场并注册“大北农” 。所有这些，都证明邵根伙在深刻地观察、仔细地鉴别、反复地权衡，像走钢丝一样，选择人生与事业的平衡点与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