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史上地位最高的为秦桧翻案者( 二 ) _康熙

但就立国势态而言，金朝又显然不能与清朝同日而语。宋金对立与明清对立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如康熙所论可予以等量齐观。
新兴的清朝尽管面对着衰败的明朝，但事实上决非只依赖满族的力量即可吞灭。清朝所以能够吞灭庞大的明朝，得力于两项成功的政策，一是满蒙联合，二是巧妙地使用明朝的降将降兵。明朝的致命伤之一，则是被迫进行两线作战，对外对付清军，对内又须对付李自成和张献忠军。
即使如此，清朝对明战争也决不是像康熙所吹嘘的那样，“战必胜，克必取” 。例如袁崇焕就曾是清朝可怕的敌手，却因崇祯的多疑和猜忌，被清朝施用并不高明的反间计将袁崇焕置于死地。袁崇焕无疑比岳飞死得更冤更惨，直到清人公布真相前，还一直被误认为是卖国贼。清朝在统一内地后，又能开疆拓土，在相当程度上恢复并发展了昔日唐朝和元朝两大帝国的规模，这是它对中华民族发展所做的主要贡献。
金朝兴兵之初，兵锋甚锐，在跨两个年度其实大约仅一年的时间里就灭亡了北宋，远比清朝灭明战争痛快。但是，金朝初期主要是皇族统兵，辽宋的汉人降将既无高明的人才，也未得到金廷的重用，而特别是与蒙古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如果说南宋方面由于韩世忠、岳飞等军剿除了范汝为、李成、曹成、杨么等诸多反叛武装，数年之间有了稳定的后方，金朝事实上却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境。
在成吉思汗建国前的二百二三十年，蒙古就一直是辽金的西北主要边患。元人修辽、宋、金三史，有一条重要原则，即凡是对蒙古不利或说坏话的记载，就一律予以删削或篡改。现代史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与辽朝不时发生战争的阻卜即是蒙古。
金朝吞灭辽朝后，就接收了蒙古的边患。估计金朝官史中原先肯定有不少对鞑靼即蒙古的战争记录，但元人编修的《金史》中，虽已涂抹得相当干净，如今却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宋人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六载，金熙宗天会十三年(1135)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磐提兵破之。蒙古者，在女真之东北，在唐为蒙兀部。其人劲悍善战。”此处说蒙古在“女真之东北”，显然有误。《大金国志校证》卷九同年亦载此事:冬，皇伯领三省事、宋王宗磐提兵攻盲骨子，败之。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后得国，不偿元约，故彼有怨言。宗磐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诸部族离心矣。
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北记》载，金朝兴兵攻宋时，其军中确“有达靼家”，可与《大金国志》之说印证。
此外，今存金完颜希尹碑虽有残缺，也记载了“萌古斯扰边，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入朝奏捷”，“宗磐悉以所获□赏军士”，完颜希尹(谷神)与完颜宗磐(蒲鲁虎)发生争执。这当然是最原始的记载。然而《金史》卷四《熙宗纪》只是记载当年十一月“以尚书令、宋国王宗磐为太师”，并无攻蒙古的记录，同书卷七十三《希尹传》和卷七十六《宗磐传》也都不载攻萌古斯即蒙古事，无疑都是被元朝史官删削了。
大致在天眷元年(1138)或二年(1139)，金朝“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注《大金国志校证》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以下征引，版本同此) 。在金朝多年的宋使洪皓就回报宋廷说:“彼方困于蒙古。”(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二二一《洪皓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十四《先君述》，四部丛刊本;《宋史》卷三七三《洪皓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迫于南北交兵的形势，金朝甚至愿意对更弱小的西夏作出一定的友好姿态，割让了若干原属宋的土地。(《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参见李蔚《简明西夏史》第226～22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清太宗于金朝诸帝中特别盛赞金世宗，说:“世宗者，蒙古、汉人诸国声名显著之贤君也，故当时后世咸称为'小尧舜' 。”(《清实录》卷三十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台湾)华文书局1984年影印本;爱新觉罗皇太极《太宗文皇帝圣训》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影印四库全书本)清太宗此说是服务于联合蒙古，共同对付明朝的策略，却是根本歪曲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