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监督系统发达：言官专职弹劾百司

导读：传统中国是道德与政治合一的，这是理解传统中国官员的基本出发点。传统中国重视对官员的监督，建立起了独立的言官系统，对朝政和吏治起到了较好的监督作用。那么它是有哪些单位组成的呢？监察系统由是怎么工作呢？
传统中国有一套发达的监督系统
传统中国为帝制，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威，但要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并不像孟德斯鸠所认为的“一个单独的个人根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论法的精神》），即便被公认是专制皇帝典型的朱元璋，也深切认识到“纲纪法度，为治之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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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统中国并不是马克斯·韦伯所总结的“法理型”国家，学界也通常不把传统中国作为法治国家来对待。传统中国更为重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强调官员对民众的约束与塑造作用，因此，整顿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上，要求官员清正廉明就成了传统政治的核心诉求之一。
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熟稔和贯彻为考核依据，局限在公权力领域，官员的私人领域并不影响其公权力领域的职位与权威。而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所谓“钱粮刑名”），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具有公私领域杂糅的特点。
被现代西方放置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却恰恰是约束的重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视德性培养，重视德行考察。因此，传统中国的律法是从道德规范引申而来。
如上所述，传统中国的官员具有“道德—政治”两重功能，那么对官员的监督也就有了两个维度。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即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
言官选任尤为严格
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洪武十五年（1385），置都察院。长官是左右都御史。都御史与六部长官均为正二品，明人称为“七卿”，都御史下分十三道设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
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成为肃清吏治的重要依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从而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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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官的职能主要是进行谏诤和封驳，纠举百官，肃清吏治。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
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器识远大，学问渊博，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总之，言官的选任在官员选任体系中属于最为严格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