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顺利登上大总统宝座的背后，竟然于此人有关( 二 ) _革命

首先，在袁世凯的指使和革命党部分领导人的默许下，汪精卫和君宪党人杨度于1911年11月15日联合发起成立“国事共济会”，并发表宣言。由于宣言中充满了如果革命延续下去，必将招致外人瓜分或引起内乱的谬论，因而招致革命党人的普遍反对。因此，“国事共济会”成立只有二十天的光景，就不得不宣告解散。但汪精卫和杨度在解散“国事共济会”后，仍暗中加紧活动。他们和上海同盟会领导人函电往返频繁，继续致力于实施“国事共济会”的主张。同年12月9日，黄兴电复汪精卫：“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袁世凯)无疑。”汪精卫将此电文转呈袁世凯，袁窃喜。由此可以看出，汪精卫之拥戴袁世凯，可谓不遗余力。
其次，1911年底至1912年初，北方的革命党人几次在通州、滦州发动武装起义，后院失火，袁世凯惊惶失措。汪精卫却以同盟会北方领导人的身份，派人四处阻止。他强调，现在正值停战议和之时，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应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汪精卫之庇护袁世凯，已到了不惜扼杀革命火种的地步。
最后，“国事共济会”虽然草草收场，但是南北之间的和谈并未终止。汪精卫由北京到上海参加南北和议，斡旋折冲其间。在和议期间，同盟会内部在让位给袁世凯的问题上是大有分歧的，1911年归国后被各省代表推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反对和议，但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却乘时而起，大力渲染各国列强干涉的恐怖气氛，逼迫孙中山让步。汪精卫坚持“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 。他甚至对孙中山施加压力，说什么：“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的职位吗?”恶意攻击孙中山先生本人有权利思想。孙中山在各方面舆论的包围特别是革命党内部一些领导人的催促下，为顾全大局，终于不再坚持己见。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让位于袁世凯。汪精卫之拥戴袁世凯，使袁世凯顺利登上大总统宝座，实功不可没。
两边调停终生不反袁
袁世凯取得民国大总统的地位后，一步步实行独裁统治。袁世凯的统治暂时似乎是稳固了，而革命党人却陷于思想上的一片混乱。有的人倡导兴办实业，主张实业报国;有的人致力于改组同盟会，热衷于政党政治、议会斗争;有的人则干脆鼓吹“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要取消革命党。汪精卫是另一种类型，对现实采取超然态度。他同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组织“进德会”，提倡“五不主义”，标榜“不做官”、“不当议员”、“不纳妾”、“不吸烟”、“不饮酒” 。汪精卫还故意力辞广东都督不就，以示他个人的“清高”和“言行一致” 。
然而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袁世凯政权巩固后，凶相毕露。1912年8月，袁世凯借副总统兼鄂督黎元洪之手，擅杀武昌首义党人张振武、方维，制造了民国成立后第一件著名的政治谋杀案。1913年3月，他的手下一手策划在上海车站刺杀了革命党著名领袖宋教仁，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宋案” 。袁世凯为进一步镇压革命党，以巩固其反动统治，4月又向五国银行举借了2500万英镑巨额贷款，用以购买武器，强化军队，贿赂议员，分化国民党，为挑起内战作准备。6月，袁世凯先后解除了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等革命党人的职务，并加以“违法殃民、恣雎暴戾”的罪名。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已经磨刀霍霍了。
【袁世凯顺利登上大总统宝座的背后，竟然于此人有关】“宋案”发生后，激起了南方各省革命党人的愤慨和反抗。孙中山认清了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对袁世凯已不抱幻想，发动了“二次革命” 。为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师人江西，南北交战，演成分裂。在此革命生死关头，汪精卫不分是非曲直，貌似公正地呼吁停止用兵，提出“宋案”应由法律解决。在这之前，他在法国听说革命党人即将起兵讨袁，即于6月初回到上海，立刻与袁世凯的密友、谋士张謇、赵凤昌密商调停条件。商定的条件为：“(一)决举袁公为正式总统;(二)四省(皖、粤、赣、湘)都督临时总统期内暂不撤换;(三)‘宋案’问题将来罪至洪(述祖)、应(桂馨)而止。”但此时的袁世凯已不再搭理这一套，悍然撤换赣督、粤督。汪精卫却仍然委曲求全，坚持在广东劝说革命党人放下武器。7月中旬，汪精卫返沪。此时李烈钧已在湖口起兵反袁，汪听说后以极为沮丧的心情对张謇说：“不图甫抵沪滨，即闻江西战事，崩析之祸，一发不可收拾。”即使这样，汪精卫还寄希望于张謇等人的继续调停。后因调停失败，希望破灭，他感到极端悲观绝望，声称“余生可厌，死所未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