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原则和底线-一个人的原则问题是什么( 五 ) _百科达人

余明锋：有关绩效的问题，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相关。我们不妨举例来谈。比如，大学教师，每年都遇到学院绩效考核的问题，总有老师可能因为考核不合格被降档甚至解聘。这搞得人心惶惶，扭曲了很多东西。但我们能取消考评吗？如果取消这种考评，那又会怎样呢？我们的各种评审会出现没有客观标准的问题，恐怕既没有效率，也不会变得更加公正。
其实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很多学科尤其是福利经济学就开始系统讨论所谓绩效社会的问题。绩效这种根据才能、功绩来分配的原则总体上是比较符合一种分配正义的，它也为无可避免的不平等现象做了合理化论证。当然，也正因为绩效成为二战后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韩炳哲的批判才会如此打动人。
但真正值得去反思的可能并非单纯绩效本身，而是绩效的基本前提。首先是机会的均等，机会不均等的前提下聊绩效就有点耍流氓。比如，高考按分数来，但因为学区不一样，孩子受的教育水平天差地别，那么表面上的公平就恰恰掩盖了不公平。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个退出机制的保障，因为绩效社会很重要的一点是优胜劣汰，这时候就得保障一个所谓的“被淘汰者”，让他有最基本的福利，让他能够重新开始。即便对这个绩效社会本身来说，如此也才可能长久。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是非常现实且重要的问题。
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韩炳哲的绩效社会批判非常明显的是以西欧社会为蓝本的，所谓机会均等和退出机制的问题，其实恰恰这些社会确实已经做得比较好，这时候再去谈绩效社会批判，就格外恰当。当然，中国当下这么多人对绩效社会批判产生共鸣，说明我们也部分进入了这种问题的语境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在语境的比较里去理解韩炳哲。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剧照。
“精英”式的哲学反思是必要的
*：在书中讨论尼采的章节，你也提到了尼采的机器批判很大程度上预警了我们这个年代的很多现实，比如智能手机的进步不仅没有让人变得更自由和聪慧，反倒让人“堕落” 。不过，这样一种技术批判的论调常常难以回避一种质疑：这是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如果每个人其实都能比较清醒地认清技术的问题，只是自主选择“陷于技术”，那么他们是否只是“我们以为”的不自由？
余明锋：这其实是一个所谓现代社会的自由承诺问题。现代社会给予了我们每个人一种自由的愿景，但它很大程度上落空了，各种各样的系统让人陷入更大的不自由。这个诊断我觉得基本上是准确的。至于说这种批判有没有精英主义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区分所谓的“伪精英”和真正的精英主义。伪精英大概只是一种身份标榜，而真正的精英主义代表了我们所追求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所以不能说我们有批判的姿态，就完全否定所有的精英主义追求。如果我们的生活陷入了一种被奴役而不自知的状态，那我们不是应该有一种切实的反思吗？如果说这是精英主义，那就是一种必要的精英主义。
不过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如果要细谈这种“自由承诺的落空”，仅有哲学肯定是不够的，哲学只能提供一个反思性的目光。真正完整的社会病理学诊断，一定缺少不了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比如，如果要探讨所谓加速社会的问题，那么一个年轻人一天具体是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的，这是需要更多社会实证分析的。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很多人，从第一代的阿多诺，到后来的哈贝马斯，同时就是兼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加速社会批判的哈特穆特·罗萨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四代传人，他的研究同时也是社会学的。
余明锋翻译的尼采及相关研究著作。
*：你提到尼采对超人和“末人”的划分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看待“痛苦”态度的差别。这其实和韩炳哲讲的“透明社会”批判也有类似之处。现代社会不论从技术发展还是在制度安排上，都致力于消灭痛苦和“断点”，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毫无阻力：智能手机的屏幕制作的让我们能快速滑动，我们点一下外卖平台就希望能立即送达......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痛苦的意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吃苦是福”这种论调的翻版。
余明锋：首先，这是尼采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的一个最为着重的批判点。人类步入现代社会后，一直在致力于减少痛苦——虽然事实上未必减少了痛苦，它可能带来了更多更大的精神痛苦——但至少我们的价值观始终都是以减少痛苦为指向的。这时候我们强调，要理解痛苦的价值，初听上去可能确实会有种“感谢苦难”的毒鸡汤味道。但这是一种误解，在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我绝不是说要无差别地肯定所有的痛苦，不是没事做给自己“找虐”；而是首先要反对用“人生就是痛苦减少，快乐增加”的这样一种还原主义苦乐观去思考人生。经济学里有所谓“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它的哲学基础其实是英国的功利主义，强调苦乐计算。但问题在于，它将人生完全化约为简单的苦乐计算了，这无疑是对人生现象的过度简化。况且所谓人生的苦乐，本身也很难算得清楚。功利主义伦理学和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谈论本身基于一种知性的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