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锦囊妙计的实质：争权夺地残杀生灵(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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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蜀记》引郭冲五事，诸葛亮认为，刘璋治蜀时，刑法太轻，导致蜀人忘了君臣之道，所以他要“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其目的在维护君臣之道，维护统治的稳定。《三国志?诸葛亮传第五》所谓“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虽说其德刑兼用而民无怨，然终掩盖不了严刑峻法的事实。总之，诸葛亮时代，西蜀是典型的战时经济体制，它的特点是一切服务于前线，一切都为了战争，民众的疾苦生死基本无暇顾及。有关记载只字不提民众遭受的战争苦难，只字不提蜀国人口急骤下降的事实。诸葛亮的计谋一生，最为人们津津乐道，认为他足智多谋，天下无双。然而很少有人去思考一下，其计谋的用意与目的何在?因为诸葛亮的锦囊妙计，人间往往会多洒下一掬掬悲惨眼泪，国家常常又多了一片片的焦土，除了用人民的血肉给军阀们整合其势力范围，其锦囊妙计又有多少价值?为什么人们要崇拜整天用谋略去算计别人，去互相残杀，去争权夺地，去火烧，去水淹……连他自己都说：“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诸葛亮为什么会有这样担心呢?问题就在于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伏尸千万，血流成河，同时对环境、文化的破坏，这些诸葛亮心中都是有点清楚的，后人倒似乎一无感觉。当然，有人会说这是时代使然，不必苛责个人。问题是后人为什么还要如此崇拜这些战争杀人的计谋?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身受其害，甚至被当作炮灰的平民百姓，却自觉自愿地在赞美、崇敬这些以计谋取胜的战神，这是一个民族的病态，还是一种文化的堕落? 他的《出师表》曾使多少文人志士感慨敬佩，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事迹又使多少英雄豪杰泪下沾襟。然而有没有想过，他六出祁山，连年征战，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毫无功绩。几次出师伐魏，众多大臣都表示反对，但他根本不听劝阻，一意孤行，用各种手段来消除异议和异己。诸葛亮五伐中原时，形势远远恶劣于夷陵之战前，丞相身份远逊于唯我独尊的皇帝，但同僚们却无人敢讲不同的意见。这说明，诸葛亮的个人权威已与君主不相上下，人们无法与之交流而只能顺从。
就是说几次北伐几乎都是在他一人坚持下成行，其刚愎自用、穷兵黩武之心胸昭然若揭。诸葛亮不知着眼于建造一方乐土，为百姓谋福利，不断提升国力，却偏要不断发动战争，透支国力。或许可谓是“大一统”文化之毒害，诸葛亮要将蜀国上升为一统天下之正统政权的欲望，造就了这一场场杀人战争的上演，然而其中必然包含着诸葛亮希望成就此欲望所能带来的个人功名利禄及世人对自己的崇拜盛景。还有两案也颇说明诸葛亮的权谋人格。一是法正案。法正受到刘备的信任倚重，言听计从，并担任了蜀郡太守与扬武将军。法正得志猖狂，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 。其报复手段严厉残酷，将曾经诋毁、伤害过他的很多人擅自杀了。有人建议诸葛亮启奏刘备，抑制一下法正的作福作威。诸葛亮却解释说：自得法正辅佐以来，主公改变了进退狼狈的处境，能在天空翱然飞翔。法正功劳这么大，怎么能禁止法正心得意满地行事呢!可见诸葛亮深知刘备对法正的倚重，而投其所好加以奉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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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常房案。益州从事常房接到密报，检举详柯太守朱褒密谋叛变。常房立即将朱褒的主簿抓起来审讯后“杀之” 。朱褒大怒，遂率兵袭杀了常房，而且诬陷常房谋反。诸葛亮得知之后，竟将常房的几个儿子全部处死，还将常房四弟流放于越儁山区。此案中官位仅为从事的常房敢将朱褒的主簿审讯后杀之，肯定有定案依据，只是他过于自信，不该在主犯未曾归案前杀了从犯，从而自毁了人证。常房是文职，更没有兵权，他凭什么谋反?朱褒的诬陷不过是贼喊捉贼，故意弄混水罢了。诸葛亮处丞相高位，却不分青红皂白以滥杀无辜去安抚朱褒，而朱褒却以反叛给了诸葛亮一记响亮的耳光。诸葛亮被神化的故事在做着这样的宣传：统治者为了国家是如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应该感动不已，以为那些“圣人”、“明君”就有如此伟大的品质。同时要求臣民学习其精神，追求此类高大完美的人格典范，抛开个人的利害恩怨，共同为国家(君主)的利益而奋斗。然而由于人的自身弱点，其实不可能进入此种境界，或者说现实中不存在这样的伟人。将某些君主、高官伪造美化成伟人的政治目的，就要麻痹国人的神经，使人们一直生活在政治幻觉中，对统治者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