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与社会奋斗的一种极端形式，为什么梁济以死明志？

1918年11月10日清晨，梁济自沉于北京城北的净业湖(积水潭) 。这只是《京话日报》核心集团群体自杀中的一起。之前，5月2日，梁济的儿女亲家、《京话日报》创始人彭翼仲在烟台附近海面投海未遂，为旁人所救;其后，11月29日，《京话日报》现任主笔吴梓箴效法梁济，于同一地点投湖。
自清末以来，“自杀”成为知识分子表达自身诉求、希冀激励社会的一种极端形式，如1905年，就有陈天华、潘英伯、惠兴等人因忧国忧民自尽。这些志士的主张，均在死后由报章披露，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与同情。
《京话日报》同人的自杀，亦属于这种类型。不同的是，自杀者本身即是报人，因此主张的披露更为迅捷、完整，同人的评说更为贴切、全面，自杀者及其同情者也由此拥有了更大的自我阐释空间。
《京话日报》同人的共同特点是：位不甚高，名不甚显，功名大抵只到举人，官职不过通判、中书，又在北京生活多年，与中下层社会的联系相当紧密。《京话日报》在1905~1906年的全盛时期，几乎就是北京中下层社会的公共舆论平台，各阶层来稿充满版面，报馆同人如彭翼仲、杭辛斋、梁济，通过提倡阅报处、贴报栏、讲报所、戏曲改良等底层启蒙形式，推动各类民众运动，如抵制英国招收华工、抵制美货、国民捐、戏曲改良，一经《京话日报》发起，京城民众莫不翕然风从，并波及整个北方地区，造成巨大影响。
但1913年复刊的《京话日报》，已经非复旧观，沦为诸多“小报”中的一种。因此，梁济等人的自杀，以及他对自杀行为的发布与阐释，不仅仅是个人伦理层面的追求完满，而且带有宣扬《京话日报》的启蒙理念、突破“守旧”的文化形象等含义。
【同样是与社会奋斗的一种极端形式，为什么梁济以死明志？】《京话日报》自杀的三人中，以梁济自沉影响较大。究其因，除了其子梁漱溟(北大教员)与知识界的密切关系之外，梁济的自杀准备充分，遗留资料丰富，是此事传播广、震动大的主因。
梁济不但针对各种对象(政府首脑、家人、亲戚、朋友、世人等)撰写了不同内容的遗书，还详细安排了自己死后的诸多细节。遗书的发表，果然完全依照梁济的设计。11月11日，《京话日报》“本京新闻”刊出短讯《梁巨川愤时自尽》：“志士梁巨川先生，因时局日非，竟以身殉，至自尽详情，容再续报。”第一时间传递了梁济自尽是“身殉时局”的信息。自12日起，《京话日报》辟出大量篇幅，逐日刊载《梁巨川先生遗书》，并在题目下标明“事关名教务求同业转载以广流传” 。后来梁家发送讣告时，更是将报纸上刊载的遗书“分别影印排印成册，随讣致送” 。这些举措，对于北京详细了解梁济自沉的前因后果，作用极大。梁济本来只是一个“名不甚显”的前清官吏，连报纸论说都少有发表，生前主要致力于编唱改良新戏，经过《京话日报》的传扬，连上海大报如《申报》也将梁济自杀一事作为京中一大新闻进行报道：“都人士闻其事者莫不哀感生敬，请太傅陈公宝琛以闻于皇室，赐谕矜悼，予谥贞端”，而新、旧两派知识分子都对此事给予相当的关注。
《京话日报》率先发表的是梁济致彭翼仲信：“兹有事相托，请阁下向报馆宣布，第一句云梁某遗言，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第二句即紧接决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开首用此数句，以下则依次发表矣。”梁济洋洋数万言的遗书，其总纲便是这两句话。
梁济等人为什么如此在意世人对其自沉意义的理解与评价?不能不考虑到他们的启蒙理想与其时启蒙处境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