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汉城条约的签订过程及主要内容 _汉城

《汉城条约》又称《关于明治十七年京城暴徒事变的日韩善后约定》(明治十七年京城暴徒事变ニ关スル日韩善后约定)，是1885年1月9日日本与朝鲜在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是为了处理"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而缔结的。日本原本介入甲申政变，但被驻扎朝鲜的清军打败。事后日本反而借口"使馆被焚"、"侨民被害"而要求朝鲜方面谢罪、惩凶、赔款，遂以外务卿井上馨为大使来朝鲜，强迫朝鲜签订《汉城条约》。该条约不仅使日本挽回了在甲申政变中的损失，更将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朝鲜，同时也为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做了铺垫。
经过
1884年12月22日，日本大使井上馨、随员外务大书记官近藤真锄、农务大书记官斋藤休一郎、美国人顾问斯蒂文斯、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桦山资纪等62人自东京出发，26日，因日本政府获悉清政府派到朝鲜善后的钦差大臣吴大澄带了400名士兵，所以给井上馨使团追加了2个大队的兵力。在井上馨使团抵达朝鲜之前，先由竹添进一郎返回汉城，与朝方进行预备性交涉，已至朝鲜的井上毅加以督办。
12月29日，竹添进一郎、井上毅等进入汉城，寄宿于壬午兵变时被杀大臣金辅铉的故邸，朝鲜外务督办赵秉镐、协办穆麟德来访，展开预备性会谈。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日本在甲申政变中的责任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国王谕旨问题，因为这关乎甲申政变期间日军行动的正当性。在被赵秉镐等质问为何介入政变时，竹添先出示了铅笔草书写的"日使来卫"谕旨，声称他是奉朝鲜国王的该谕旨而介入政变，赵秉镐指出仅凭铅笔写的这四个字构不成国王亲笔的证据，竹添随即又出示了盖有玉玺、国王签名并用毛笔楷书写的"日使来卫"谕旨。赵秉镐指出同一谕旨冒出两份于理不合，而且国王签名等书写格式也有违朝鲜习惯，并推断铅笔草书谕旨是开化党在情急之下匆忙写的，而毛笔楷书谕旨则是开化党在夺权后偷窃玉玺而写出来的。此外，赵秉镐等还拒绝了竹添关于会见左议政金宏集和觐见国王的要求，呼吁日本引渡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双方相持不下，预备性会谈竟毫无进展。
1885年1月1日，清朝钦差大臣吴大澄、续昌进入汉城，在查办"乱党"的同时企图对日朝交涉发挥影响力。吴大澄在1月2日同国王高宗的笔谈中强调"中朝不愿与邻邦失好，贵国又不能与日本相抗，其势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宁人为归结"，后又与左议政金宏集频繁互动，商量对日交涉对策。
井上馨在1884年12月30日抵达雪花纷飞的仁川港，他先派人从汉城招来井上毅，了解预备会谈情况，然后让井上毅回汉城，命令竹添停止对朝交涉。1月3日，井上馨率随员及士兵向汉城进发，下榻于京畿监营。4日，赵秉镐来访，井上馨要求面见国王。1月6日，井上馨大使率竹添进一郎公使及主要随员在昌德宫之乐善斋谒见朝鲜高宗，递交了国书，之后他又要高宗屏退左右，进行"密奏" 。在"密奏"中，井上馨要求高宗在国王亲自出面谈判和派遣全权大臣谈判二选一，高宗选择后者，井上馨接着表示如果朝方要以竹添和赵秉镐之间往来的照会(这些照会的争议焦点是日本在甲申政变中的责任问题)为基础进行谈判的话，他将拒绝谈判而回国，高宗表示理解。由此可见，井上馨最关心的是要推卸日本的责任，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为此，他还动用了私人的人脉关系，在他的随员中有一个人叫井上角五郎，是福泽谕吉的学生，甲申政变前在朝鲜参与《汉城旬报》的编辑，与朝鲜政界要人多有交情，尤以金允植过从甚密。他在甲申政变时逃离汉城，后随井上馨回到汉城，并向金允植修书一封，金允植喜出望外，与之会晤。会晤期间，井上角五郎宣扬中日即将开战的消息，并称朝鲜若要免祸，只能乖乖同日本缔约，而要同日本缔约就不能提及关乎日本介入甲申政变正当性的谕旨问题，此外就一切好商量。会晤结束后，金允植将他与井上角五郎谈话要旨分别透露给高宗、金宏集与吴大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