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在现代都演变成了什么？对中国社会有什么影响

士，最早是在士大夫和卿大夫家中担任谋臣的人。他们虽然谋事，却主要是为了谋生。其中虽然不乏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却以人身依附的方式，帮助主人做事情。这种士，是家臣，甚至是奴才。
西汉以后，尤其科举兴起后，“士”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士的主体是为官从政的官宦之士。他们通过学习和知识积累求得功名，成为官僚阶层的一部分。作为体制内的官员，制订和遵从规则，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治理，其中虽然也不乏“胸怀天下”者，然而他们主要的任务和责任是维护皇权体制。有些官宦为求私利，贪腐作乱，倒行逆施，成为奸臣与历史罪人。
第三种士，就是士大夫的士，是具有独立人格，始终以天下福祉为己任的士。孔子将“士”和“君子”连在一起，称其为“士君子”，他还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就是说，除了担任职位以外，还需具备道德修养。孔子又说：“士尚志”，意为有心的士就是有“志向” 。荀子也说过“士从道不从君”，士要跟随道的规范，而不是遵从君主的意志。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知识分子的“士”，被赋予了为社会建立道德标杆的责任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使命。士不仅是知识分子，以专业立身，还要有气节和风骨，有独立人格和理性判断，并有担当，服务国家、引领社会发展方向。
中国历史上每个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我们都可以看到大批才识卓越、风骨傲然的士大夫活跃的身影。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谋臣策士，他们周游列国，心怀天下与民生，用不同的方式传播、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成就了中国第一个文化轴心时代。又比如，在中国北宋时期，中国民间经济和文化教育繁荣活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领先世界。一批积极推动社会改革、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也应运而生，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他们不但政治才华和文学素养出众，更有挑战皇权的风骨和担当。在他们眼里，皇帝也不过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足不出户的“宅男”，见识和执政能力有限，把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只放在这样一个人手中，并不保险，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要担负起“天下”的责任，“迭为宾主”、与统治者轮流做主人、“同治天下” 。
纵观古今中外，知识分子面临三种情境：
情景一：蒙昧时代
当时科学并不发达，对未知世界的认识是匮乏的、扭曲的。知识分子努力去发现、探究、追寻真理，并传播知识，启迪民众，却要承负极大的风险，甚至最终被蒙昧的大众政权或专制的教会所扼杀，像苏格拉底、哥白尼、布鲁诺。
情景二：专制时代
知识分子以专业知识和独立见解立身，却被统治阶级视为异己而遭排斥与打压。
情景三：昌明时代
科学进步、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知识分子可以全身心投入到知识的创造、科学的发现、思想的传播和经济的发展之中，甚至可以自由地表达对公共治理的意见，议政参政。当然，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他们通过交流、对话、分享、竞争、融合，来凝聚共识，提炼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指引。
今天是一个重视知识、崇尚科学的时代，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劳动者已成为劳动阶层的一部分。知识不仅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利器，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希望我们的学士、硕士、博士毕业以后，不要做“谋生之士”、“官宦之士”，而是要做“大夫之士”，以“士大夫”的专业、风骨和家国情怀，投入到又一场伟大的变革事业中，振兴经济、重建道德，把国家引向现代化治理的昌盛而又文明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