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中国历史学家朱维铮简介( 二 )

都在中国史学史领域，朱维铮继承了陈寅恪、陈守实一脉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发展出中国史学史课程，成为复旦历史系的特色。2005年，他领衔承担课题“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向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献上了一份学术厚礼。他先后撰写了《史学史三题》、《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班昭考》等论文，并为《中国十大史学家》一书撰写了高质量的“司马迁篇”，体现出在史学史方面的深厚造诣。
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朱维铮重视明末以来传教士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蜕变及其在传统政治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他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中西交通史、基督教在华史、宗教史等领域的研究，也为晚明以来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引入了新视角。1993年，他主持召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一书。他还先后主持了《马相伯集》(1996年)、《利玛窦中文著译集》(2001年)、《徐光启全集》(2011年)等重要文献的整理出版，为相关领域研究奠定了权威性的资料基础。
晚清及近代学术史研究，是朱维铮毕生致力的领域之一。他对晚清经今文学旗手康有为、经古文学殿军章太炎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编校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1996年)，与人合作编选、注释《章太炎选集》(1981年)，为《章太炎全集》收集整理了第三卷《訄书》(1984年)，对《訄书》三次结集诸问题的研究获得突破性成果。他精校详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985年)成为当代入门读物。他与钱锺书先生合作，主编了《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一辑十种，1998年)，并为每种著作撰写长篇导论。十篇导论和相关论著结集为《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代表了他在清学史领域的成就。为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他与台湾作家龙应台合作编辑了《维新旧梦录》(2000年)，成为活动期间的最畅销著作。
在先生的最后几年，他结合半个世纪的治学经验勉力写作，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系统性的发覆，并结集出版了《重读近代史》(2010年) 。作者通过考证、发微和总括的笔触，揭示出中国近代困境的根源，很多观点令人深省。
此外，他还撰写了文化史普及著作《壶里春秋》(2002年)，参与编撰了《中国现代史资料简编》(第一卷)、《孔子思想体系》等作品，并曾担任《学术集林》、《九州学林》的编委工作。
朱维铮先生治史五十七载，早期深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精髓，长期盘点经史子籍、别裁清学，稔于乾嘉考据之法、谙于现代诠释之学，
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他把清代“实事求是”的朴实学风，与现代学术理性客观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在国内外学界有口皆碑。他在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主张区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区分“历史的孔子”和“孔子的历史”，认为应回到历史环境下找到当事人的真实经验，据此回答当时的问题，才能回应当代人的兴趣。他善于发现新领域、用新眼光审视旧问题，关于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立论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重视。他厌弃高头讲章的说教，反对故弄玄虚的矜持，擅用大手笔写小文章、用精炼文字发微阐幽，令人会心。
朱维铮先生为师五十二载，从未脱离教学第一线，是卓越的史学教育家。他坚持言传身教、教书育人。先生一直自承：“我虽不是名师，可当得上严师;名师未必出高徒，严师或许还能出几个。”他不拘一格、提携后进。先生培养指点的学生、学者，很多已卓然成家;指导的海外学者，不少已是欧美汉学界的领军人物。2008年起，他开设本科通识教育课程“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高屋建瓴、引领初学。2011年12月中旬，已是肺癌晚期的先生，在接受放疗后坚持上课，提早到教师休息室缓坐半小时，一丝不苟讲完了人生的最后两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