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为什么会是征韩论的重要人物呢他是怎么成为背锅侠的

“若您认为公开派遣使者(前往朝鲜)有可能遭到暴行杀害，那么无论如何也请派我前往”，“不需要派遣副岛君(外务卿副岛种臣)这么杰出的使节，死亡这等小事我便能应对” 。
提到日本对外侵略史，西乡隆盛都会成为“征韩论”重要人物。按一般说法，西乡隆盛不惜以自身性命为赌注挑起战端，“征”伐不愿开国的朝鲜，然而却遭到大久保利通反对，认为应先重视内部事务。双方争执之下，西乡隆盛在明治六年(1873)带着支持者下野。
日本绘制的征韩论论证的明信片
“征韩论论争”在明治初年极富盛名。有认为西乡隆盛代表旧士族利益，反对新体制废除武士特权;有联系到岩仓使节团(1871-1873)出海旅行，恰好西乡隆盛与下野者都是“留守组”，大久保利通等胜利者是“外游组”，便认为“留守组”趁着“外游组”不在的时候违反规则、擅自开展改革，引起双方矛盾。
各家说法虽有道理，但通过近年日本史学界解读，以上说法多少都存在问题。征韩论作为一种侵略思想确实存在，但西乡隆盛也确实不是征韩论的主导者，“征韩论论争”引发的“明治六年政变”充斥着吊诡色彩。
西乡隆盛书信真意
还要从文本入手：西乡隆盛写文首那段话，究竟是为什么。
明治五年(1872)9月，明治政府接收对马藩管辖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大日本公馆”，改派外务省官员负责对朝贸易。然而李氏朝鲜与日本江户幕府200多年来仅维持“通信”关系，加之草梁倭馆所有权属于朝鲜政府，只是借用给日本商人，日本这一举动也被认为极为无礼，日朝关系陷入紧张。
明治六年(1873)5月21日与31日，“大日本公馆”驻勤的外务省官员发电东京，提到由于三井组商人冒充对马商人遭到检举，朝鲜政府极力管制公馆的贸易活动，朝鲜还张贴告示，要求日朝贸易恢复为经由对马商人的“通信”制度，顺手揶揄明治维新是“崇洋媚外” 。
紧张背景下，日本正院(相当于内阁)举行数次审议。参议(相当于内阁成员)板垣退助提出派遣一个大队(营)士兵前往朝鲜保护日本侨民与公馆，太政大臣(相当于首相)三条实美更提出派遣两个大队，西乡隆盛反对，提出派遣使节谈判。一来二去，西乡隆盛就在7月29日先给板垣退助写了封信。文首语就在下面这段话的后面。
“一旦派兵进入，对方必会要求退兵，那时如果不宣布退兵就等于开启战端。窃以为这就与初心有所不符，无异于酿成战祸，应立即先派使节前往为宜。若如此，对方还有暴行之事，那我们也就有了征讨之名” 。
由于西乡隆盛“使节论”提到未来可能“出兵”，长期被认为是“征韩论”打个伏笔，期待朝鲜将自己杀掉以后能有大义名分。然而问题在于，朝鲜即便愤恨日本无礼之举，也并没有威胁到草梁倭馆的日本官商人身安全，“朝鲜会杀掉日本使者”并不存在必然性。从信件上下文来看，西乡隆盛明显是反对出兵，只是为了劝服板垣退助而不得不有所迎合，提出若“先礼后兵”可以有理有节，若真有“暴行”、“暴杀”也可再兴兵进攻。
西乡隆盛
按照西乡隆盛在正院审议发言，自己会身着“乌帽子”、“直垂”等日本传统礼服前往朝鲜谈判，这时候“如派遣陆海军前往朝鲜国”会让朝鲜官民产生“疑惧之心”，与“吾朝廷最初对朝鲜国的德意相违” 。由于西乡隆盛思路最为理性，8月17日，正院审议决定，派遣西乡隆盛作为使节前往朝鲜商议贸易事务。
纵观西乡人生经历，多少可以发现一些规律。幕末第一次长州征伐(1864)时，西乡隆盛两度主动作为使者进入敌阵，用自身诚意劝服长州藩投降;戊辰战争(1868)期间，西乡隆盛更出面与幕府方面的胜海舟达成协议、促成江户无血开城，后来又促成庄内藩和平归附。综合既往表现，西乡隆盛即便在拥有军事优势情况下也倾向于和平解决，更何况日本军事力量也没有显著强于朝鲜，内政改革仍是一团糟，很难想象一向谨慎的西乡隆盛会成为“征韩论”追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