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薪尝胆是司马迁自己创作的故事吗?历史上是真有其事吗

我们常以“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形容人刻苦自励、发奋图强 。的确该成语的典故最早来源于《史记》,却又不完全同于《史记》 。司马迁在《史记》中着力塑造了一批能够忍一时之辱而终能成就功名的人物形象,句践即为其一 。
司马迁在其身心遭受巨创后载录了句践“尝胆”的故事情节,这是《史记》之前的史料所未涉及的: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 。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
文中司马迁仅仅为句践设计了一个“尝胆”的情节,却并未有“卧薪”一事 。“卧薪尝胆”一词最早出于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一文,称“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称孙权“卧薪尝胆”,与句践实际并无联系 。
而《吕氏春秋·季秋纪》中有言:“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放吴 。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 。三年苦身劳力,焦唇干肺,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 。”描摹出句践为激励自己复仇,给自己创设的艰苦条件,唯恐安逸的生活消磨了自己复仇的意志 。
而苏轼所言“卧薪尝胆”,极有可能是其结合《吕氏春秋》之“身不安枕席”以及《史记》中的“尝胆”两个典故,合二为一,造出的成语 。此后,南宋文人诸如杜范、华岳、黄震等人,才将此成语真正运用至句践故事 。
然而我们回顾《史记》中司马迁对句践“尝胆”之事的记载,再综观《史记》之前的文献典籍,却并没有发现关于句践“尝胆”的记载 。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无越王“尝胆”之事?这极有可能出自太史公的文学想象与虚构 。究其原因,此情节的载录大概受司马迁自身经历的影响 。
太史公惨遭宫刑,又因父亲“余死,汝复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临终嘱托,再者是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扬名之志,使得司马迁只能将自己的不满情绪融入文章之中 。
凌约言在《史记评林》也称:“太史公于凡士之隐忍而不死者,必渍渍不容口,岂其本志哉?无非欲以自明,且舒其郁闷无聊之情耳!”司马迁虽不是利用语言文字泄私愤,但这种身体摧残之耻、心理不堪之辱极有可能强化了其创作的决心,成为其创作的源动力之一 。
而任何艺术冲动都是心理和生理力的合成,司马迁的这种愤而著书的冲动便属于“创作显动力”,是“艺术家因各种物象、事件的触发,常发生心理波动,造成失衡,并引发适当强度的情感 。宣泄情感,以恢复心理平衡” 。其中主要强调的便是外界的刺激,而这种外部刺激在发挥其动力作用的同时,有时将情感直接表露在作品中,有时却是在超越创伤的过程中,战胜自卑,从而创作出名垂后世的文章 。
这与司马迁的创作经历基本一致,是将其自身的情感意识寄托在句践身上,赋予笔下人物一种新的、历史本无的精神气质,故句践隐忍“尝胆”一事就此应运而生 。也正是因为“尝胆”这一情节的增设,才从侧面表现出句践隐忍之艰辛、复国之不易,也才更让句践这一国之君坚毅、奋起的形象赫然而立 。
除了贯穿《史记》全篇的司马迁的身世经历问题,还有一些隐含的因素,构成了司马迁笔下句践隐忍“尝胆”的文学形象 。
首先,我们从《越王句践世家》标题的拟定,到文中字里行间,以及对史无所载的句践苦身焦思、坐卧仰胆情节的增设中,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句践的溢美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