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中舒的评价是怎么样的?他是怎样一个人

徐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在继承前人治学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较有特色的科学的治学方法 。“古史二重证”的继承和发展自王国维先生提出“古史二重证”的研究方法以来,传统的史学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徐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充分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方法,他发表的百数十篇论文,都无一不是运用这种方法的良好范例 。如上文提到的《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等文,都是将出土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充分结合来进行古史研究,其结果不仅使古史研究取得突破,而且在古文字研究上也大有创获 。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国维先生的“古史二重证”依据的地下材料主要只是出土的古文字资料,而徐先生除古文字材料而外,还充分吸取了考古学成果 。他早年撰写的《再论小屯与仰韶》,根据当时的考古发掘材料,参以文献记载,探讨了仰韶文化的性质及分布地域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徐先生充分吸取最新考古学成果,于1979年写成《夏史初曙》,放弃了他以前主张仰韶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同意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并结合典籍记载,对夏史作了新的探索 。此外,如上文提到的《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等文,在古文字材料以外,也充分结合了当时的考古发掘资料 。
考古学离不开对古器物的研究,徐先生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功底,撰有《论古铜器之鉴别》、《说尊彝》、《殷代铜器足征说兼论〈邺中片羽〉》、《福氏所藏中国古铜器》、《寿县出土楚铜器补述》、《关于铜器之艺术》等论著,为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上文提及的《四川彭县?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和《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于》,也都是通过对考古器物的研究,揭示出古代四川与外界联系的史实 。
【关于徐中舒的评价是怎么样的?他是怎样一个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徐先生对“古史二重证”的发展并不止此,重要的还在于他进一步将对照范围扩大到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各个方面 。这就是他时常提到的“古史三重证”的研究方法 。例如他认为,研究殷代史,如果只从有关殷代的史料去考察,还是不容易弄清楚 。如果通过对四方边裔各种族历史的考察,再结合古史去研究,就容易弄清真相 。如中国古史关于“五服”、“九服”之制,两千年来迄无定论 。徐先生根据对三国时期夫余族和辽代契丹族的研究,指出“汉代的夫余,乃殷亡以后北迁的蒲姑之后,因此夫余部族中,保存了不少的殷商旧制”,“殷商的奴隶制度和契丹的奴隶制颇为相似” 。具体说来,契丹人的部族制类似殷“侯”服,乃防守边境的部族;契丹人的“捺钵”相当于殷之“甸”服,献纳皮革及农产品;辽之“南面官”相当于殷之“男”服,任一切人力物力之徭役;辽之“斡鲁朵”相当于殷之“卫”服,是担任保卫工作的近卫军 。这是殷之“四服”,是指定服役制 。而《禹贡》的“五服”和《周礼》的“九服”,则是后世根据殷制改编而成的 。这种指定分工服役制甚至在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境内的傣族、贵州洞崽苗族中还可以看到(《傣族社会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日 。) 。徐先生的“古史三重证”,使中国古史的研究方法更臻完善 。
考释古文字是古文字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而掌握正确的考释方法,乃是该项工作的核心 。徐先生根据多年来研究古文字的心得体会,逐渐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科学的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后来写成《怎样考释古文字》一文,系统地向学术界介绍这种方法 。文中说:“古人造字,决不是孤立的一个一个地造,每个字的形音义,都有它自己的发展历史 。因此考释古文字,一个字讲清楚了,还要联系一系列相关的字,考察其相互关系 。同时还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根据考古资料、民俗学、社会学及历史记载的原始民族的情况,和现在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情况,来探索古代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根据这些东西,探索每个字的字源和语源 。这样考释古文字,才有根据,也才比较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