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庸和鲁迅有着怎样的来往？两人关系怎么样

罗加岭在中国学术史上，罗庸先生可以说是“身后寂寞”(其学生郑临川语)的。尽管如此，罗庸作为一个著名的古典文学大家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作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书丹者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作词者(一说冯友兰)还经常被提起。但罗庸与鲁迅的友情却少有人论及。
【罗庸和鲁迅有着怎样的来往？两人关系怎么样】据现有资料罗庸的交往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1921年，罗庸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攻读，迄于毕业。1921年至1926年，罗庸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凡五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是国立历史博物馆，而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鲁迅负责筹建的。这座博物馆筹建时，蔡元培正任教育总长。当时他把社会教育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并努力付诸实践。鲁迅也就在那时被提升为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该科具体负责博物馆、图书馆及文物的整理保护工作。为筹建历史博物馆，鲁迅亲自察看了国子监，并在司长同意后，在该处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委派胡玉缙为主任。
鲁迅还征集和捐赠了一些文物。《鲁迅日记》中有他们交往的记录。1923年八月二十三日，晴。“得罗膺中结婚通告，贺以一元。”1923年十一月八日，晴。“陈援庵赠《元西域人华化考》稿本一部二册，由罗膺中携来。"”罗庸的《尹文子校释》和张煦的《公孙龙子注》两项成绩，十分优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向他们两人各颁发了五百银元奖金，这伍百银元，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此得奖一事，流传甚久。1923年至1928年，罗庸研究生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曾与鲁迅同事;又曾任北大讲师，女师大、北师大讲席。1924年，五月二十一日，晴。“晚以女师校风潮学生柬邀调解，与罗膺中、潘企莘同往，而续至者仅郑介石一人耳。”1924年9月，国立历史博物馆委派罗庸监制三代古车、周代衣冠及汉晋古尺等模型。1924年11月5日下午，清逊帝溥仪移出宫禁，当日晚，政府与清室合组了“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20日，该会正式成立，第一件事就是点查清官物品。由于委员会人手不够，同时也为增加公开性，委员会决定请社会名流来帮忙，易培基提出“清查干事”30人名单，其中有：蒋梦麟、胡适、钱玄同、王星拱、顾孟余、马裕藻、沈尹默、陈垣、马衡、皮宗石、吴瀛、朱希祖、徐鸿宝、单不庵、顾颉刚、罗宗翰、严智开、裘善元、罗庸、黄文弼、周树人、王斧、邓以蛰、陈宗汉、徐炳昶、李宗侗、胡鸣盛、欧阳道达、唐赞襄、李柏荣，皆一时名流。罗庸与鲁迅名列其中。1925年，罗庸曾从太虚和尚游，为太虚整理过一些讲经录。《两地书》中记载：1926年十月二十一日，鲁迅致许广平：“罗庸说太虚‘如初日芙蓉’，我实在看不出这样，只是平平常常。” 1927年应鲁迅先生之邀，罗庸到广州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居广州三年。
在罗庸两人交往时，谈论过哪些学术上的问题，彼此在学术思想上有什么共同点和互相影响处，还不见有任何文字记载。《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鲁迅先生1927年9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所作的演讲。这是一篇很难懂、很有分量的杂文。文章的主题是写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的。借古事说今人，若对魏晋时期的历史不熟悉，不深入，决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从两人的研究领域来看，罗庸在这方面恰好下过很大功夫，写过不少书稿，如《魏晋思想史稿》《汉魏六朝史笔记》《中国文学史(二)》《汉魏六朝诗选》《汉魏六朝诗札记》《阮嗣宗咏怀诗选注》等。可以推测，两人在谈论这一话题时，可能彼此互有启发，而写出的文章却各尽其用。鲁迅用以“讽今” 。罗庸则考订当时的历史、诗文，以探讨中国文学在那个特定时代的特点，则为“考古” 。两人的文章，表面上看全然异趣，实际上都是为了寻觅振兴救亡的真理。罗庸对鲁迅欣赏尤加。他们共同的朋友许寿裳在《怀旧》一文中云：“许寿裳鲁迅是诗人，不但他的散文诗《野草》，内含哲理，用意深邃，幽默和讽刺随处可寻。就是他的杂感集，依罗膺中(庸)看法，也简直是诗，因为每篇都是短兵相接，毫无铺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