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为何一直被世人被误解?一代枭雄的壮阔一生

上世纪50年代末,学术界、理论界曾对曹操进行过一次密集型讨论,曹操成为一时的话题人物 。2009年年底,时隔半个多世纪,一座坐落在河南安阳安丰的大墓被发现,有声音说,墓主人是曹操,这墓就是高陵,曹操又一下子成了时代的话题人物 。在这真伪之辨仍将继续,出土材料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科学分析的时候,我们怎样认识这位已经逝去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人物呢?恐怕还得要从传世文献中有关曹操的材料与记载入手,力求认识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曹操 。这就涉及到怎样来阅读这些史料、史书的问题,也即如何求真的问题 。
目前最早、较为全面记载曹操的史书,是西晋人陈寿所编撰的《三国志》 。从史书编撰体例上讲,《三国志》是一本纪传体断代史,体例决定了《三国志》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叙述历史 。但是,史书的叙述有它的局限性,不可能纤细入毫地去反映传主的生平 。就拿曹操来说,《三国志·武帝纪》是曹操的本纪,整篇文字按时间线索一路走下来,最后以陈寿的评语作结 。除了对少年曹操有过色彩化的描述——“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事连着事,众多的人物、地点纷至沓来,流水账般地翻篇而过了 。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叙述没有主题,缺少细节,传主形象太过虚化,使得处于陌生时空中的后代读者要想了解一个血肉丰满的曹操,基本上很困难 。
然而,从史书编撰的角度看,纪传体史书中的“纪”,作为帝王级人物的专属版面,负有双重任务 。一重任务,要反映传主的事迹;第二重任务,要建立时代坐标 。在编撰手法上走简约的路,应是不二之选 。否则,要在时代大背景下展现曹操风采,记录下曹操的方方面面,岂是几万言可以实现的?
史料缺乏易使后世评价“孤证可立”
到了后来,《三国志》中简约化的曹操逐渐被色彩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有了新材料 。陈寿《三国志》本文传世大约百余年后,出现了南朝宋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以下简称裴注) 。依照裴松之自己的话说,他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陈寿记史简略的缺憾 。从记载上看,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是受诏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 。这就意味着,在那时,官方要从《三国志》中获取治世的经验和教训,已经感到不怎么方便了 。而裴松之完成任务后,上呈御览,当时的皇帝给予了赞许,认为裴注可以“不朽” 。“不朽”当是很高的评价,这是对裴松之复原历史形态的认可 。也就是从裴注诞生之日起,它已经与陈寿的本文珠联璧合,离开了裴注,《三国志》的魅力是要打折扣的 。
通过裴松之的工作,出现在后世读者眼前的曹操,形象丰满起来,从单一的《三国志·武帝纪》中的简约化的曹操,一下子扩大到裴注所引述的众多材料中的曹操 。这些被裴松之引用的材料,除去专作训诂的以外,用来补充史实的大致在30种左右 。而这30种左右的材料,多的是史书,少的是史料 。我们知道,史料是编修史书的基础,是史实的源头 。在史料匮乏的条件下,判别史书叙事的真伪,极可能陷入到孤证难立的境地 。依赖裴注流传下来的众多史书,无论是汉魏人作为当代人撰写的当代史,还是两晋人编撰的前朝史,相比陈寿《三国志》而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多情节化的叙事 。这也构成了后世在描述曹操时出现言不尽意情况的源头 。
有情节的叙事可以营造历史的情境,但是人物一旦进入情节,就不可避免地被色彩化、感情化 。以曹操杀吕伯奢家人来说,这一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可是,《三国志·武帝纪》未载此事 。陈寿编撰《三国志》所依据的王沈《魏书》,则讲杀人动机是因吕伯奢之子和宾客起了歹意,要抢曹操财物,曹操属于正当防卫;西晋人郭颁在《世语》中则认为曹操疑神疑鬼而杀人;到了东晋,孙盛则让曹操开口说话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后世对此事的判别,一是杀人成立;二是王沈是魏臣,要为老主遮丑,且王沈《魏书》就是为时讳的书,价值不大 。其实,这种判别依然是存有问题的 。疑神疑鬼是想当然尔,负人负我之话是否有据可查?无人追寻 。难道距离历史现场越远,真实就会再现?——简单化地对待材料,孤证可立的倾向,正是后世读者受色彩化影响的一种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