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体仁受宠之谜：崇祯帝对结党官员有天生的恐惧( 二 )

第二天，在文华殿上，经过精心准备的温体仁言辞咄咄、气势逼人地说道：“我的职责不是言官本来不应该说，此次会推不与，也应避嫌不语。但选举阁臣事关宗社安危，钱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我不忍见圣上遭受蒙蔽，孤立无援，因此不得不说。”崇祯皇帝听了温体仁的话频频点头。毫无思想准备的钱谦益在温体仁的攻击面前惊慌失措，显出一副理屈词穷的样子。对于温体仁以陈年旧账为由的突然发难，朝臣们都感到气愤不平，大学士钱龙锡、吏科给事中章允儒等人站出来为钱谦益申辩，并指出温体仁觊觎入阁，才如此刁难别人，实属居心不良。温体仁见自己成了众矢之的，便向崇祯皇帝搬弄是非说，这些为钱谦益说话的人都是钱谦益的朋党。周延儒见状也站出来与温体仁一唱一和。本来就疑心的崇祯皇帝勃然大怒，下令将钱谦益罢官论罪，而为钱谦益说话的吏科结事中章允儒、给事中瞿式招、御史房可壮等人都被加上“钱谦益朋党”的罪名，各遭降职处分。
文华殿事件后不久，周延儒便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如愿进入内阁，不久又升任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温体仁因为揭发钱谦益朋党有功，崇祯皇帝对他的信任日益加深，加上有周延儒的鼎力相助，崇祯三年(1630年)，温体仁亦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只可怜钱谦益此时还待罪家中。
进入内阁以后，温体仁并没有就此满足，他的目光又落在内阁首辅的宝座上，而当时的首辅便是将他引入内阁的周延儒。为了扳倒周，温体仁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他先是让自己的同乡闵洪学当了吏部尚书，又将御史高捷、侍郎唐世济、副都御史张永光等人收为心腹，再暗中支持太监王坤、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最终使周延儒免职回乡。崇祯六年(1633年)，温体仁终于坐上了首辅的宝座，而且当了整整五年首辅，成为崇祯朝入阁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受崇祯皇帝宠信的阁臣。
对于温体仁如何能长期获得崇祯皇帝的信任，一种观点认为，是因为温体仁善于揣摩崇祯皇帝的心意，逢迎有术。《玉堂荟记》即称，温体仁之所以能在位时间最久，关键是他“主于逢迎” 。年轻的崇祯皇帝是一个虚荣心很强又十分刚愎自用的人，只对合乎自己想法的意见感兴趣，而不愿听不同意见。大学士刘鸿训只不过在崇祯皇帝即位之初说了一句“主上毕竟是冲主”，也就是说他年纪还轻，崇祯皇帝便深为衔恨，一心想将他置于死地，只是因为众大臣的力救，刘鸿训才保住了一条命，最终落得个充军边州的下场。既然崇祯皇帝喜欢大臣奉迎，便给了善于逢迎的温体仁以表现的机会。不过，逢迎也是要讲技巧的，不能让皇帝看出端倪，免得弄巧成拙，而温体仁正是个中高手。史载，有一次崇祯皇帝就军饷事宜向温体仁征询意见，温体仁很谦逊地回答：“我一直是以文章侍奉皇上，皇上不以为我愚笨，将我提升到内阁高位，其实我是愚笨无知的，只知道代皇上票拟谕旨时不能欺骗皇上，军饷之类的军国大事我全听皇上的圣明裁决。”崇祯皇帝听完以后，不仅不认为温体仁是有意虚伪，反而觉得温体仁为人“朴忠”，对他大加赞赏。
有人认为，温体仁能坐稳内阁首辅这么长时间，与他过人的办事能力是分不开的。平心而论，作为首辅，如果只有逢迎的本领，而不能为皇帝排忧解难，也是难以得到皇帝长期宠信的。温体仁的才干绝非庸庸碌碌之辈可比。《三垣笔记》称，温体仁精明干练，当时内阁代皇帝起草谕旨时，碰到刑名钱谷一类专业问题，因为头绪繁杂，其他内阁大学士都是一筹莫展，而温体仁只要看一眼便了然于胸，从无差错。温体仁所表现出来的有权有谋、足以统驭六部的才干想必崇祯皇帝是十分满意的。当然，温体仁的才干之所以在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中显得如此鹤立鸡群，也是他一手经营的结果，他专挑庸才进入内阁，目的之一是可以显示自己的才干，二则避免有人争夺首辅之位。当时京城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礼部重开天榜，状元探花榜眼，有些惶恐。内阁翻成妓院，乌龟王八蔑片，总是遭瘟。”歌谣中的“乌龟王八蔑片”指的便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温体仁是乌程籍归安人，以乌、归与乌龟同音;王应熊是巴县人，取王、巴与王八同音;吴宗达身为阁臣，没有一点主见，因此被视为帮闲的蔑片。“总是遭瘟”则是表明温体仁在内阁一手遮天，王应熊、吴宗达都是温体仁的党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