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夷夏平等观是什么？获得了巨大成功( 二 )

古人从“人性论”出发，认为人性有善恶;而太宗则从“人情论”出发，发现“人情不殊”，而此命题的前提条件则是“夷狄亦人耳” 。对夷狄族群的如此表述，比起隋文帝的“圆首方足”[6]1815，更具人情味道。如此，华夷本是同类，而非“异类”;既然同类，“人情不殊”，那么胡汉之间就不应该相互“猜忌”敌视，故“四夷可使如一家” 。太宗进而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完整地表述了新的“平等”夷夏观。这就自然化解了夷狄人面兽心、不可教化的矛盾，故华夷之间心无芥蒂。可贵的是，太宗的情化观，并非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他还真诚地将之付诸于实践。
他对华夷将领同等爱护和体恤就是证明。如贞观十九年，突厥族的李思摩(原名阿史那思摩)随太宗出征，“中弩矢，上亲为之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 。而且，在用人方面，他也突破种族界限，任人唯贤，“唐代统治阶级中就有不少是各族的混血。建国时，汉化鲜卑贵族的支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他们在统治集团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有人统计，唐朝宰相369人中，胡人出身的有36人，占1/10 。《唐书》还特辟专章为蕃将立传”[7]16，其中出身鲜卑族的长孙无忌曾被任命为宰相，并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太宗的夷夏平等观，意义重大。从戎狄的角度来讲，能起到以情感人，“畏威怀德”的作用。正如太宗所云：“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4]6216“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4]6247对突厥的成功收服，正是“情化”的结果。《通鉴》载，唐太宗死后，“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拗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4]6269 。此种痛不欲生、感恩戴德的场面，在我们知晓太宗夷狄“情化”观之后，丝毫不再感觉史笔的夸张。因为，千百年来，一直作为弱势群体，被优越的华夏人敌视和轻蔑，一旦获得人的尊严，而且能分享天下文明大国的待遇，其感恩之情当何如哉!就此而言，太宗的平等观，在华夏族群的重构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唐太宗的夷夏平等观是什么？获得了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