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朝历史上的三次迁都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最后不了了之了( 二 ) _生活百科

咸丰皇帝剧照
虽然清廷以屈辱条款换来了暂时的和平，但隐患仍然存在，因此关于迁都的讨论并没有彻底平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发生了大清国迁都的第二次讨论。
作为洋枪队队长的雇佣军官戈登，曾在离开中国前通过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二十条建议，其中就有关于都城选址的讨论：“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着。”
戈登的建议，为总结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的狼狈失败而得出。在学术界，如维新派的官员汤寿潜在其著作《危言》中指出，北京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仍建议以西安作为大清的新首都，一来推进维新变法，二来消除直接的军事威胁。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清朝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同光中兴”时期，没有受到太多外来的威胁，迁都之议不像在战时那么具有迫切性。因此这一时期关于迁都的讨论，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引起清朝统治者们的注意。
西安古城
与汤寿潜同时期的郑观应，是迁都论的反对者。郑观应认为，清朝要自强，应该做的是“内修政事，外固封圻”、“秣马厉兵”通过加强内政和军事建设来抵御外敌，迁都只是下策。
在二十多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清廷寄希望于“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加强军备力量来守护京师。然而甲午战争中，清朝辛苦经营的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重挫，彻底击碎了清廷偷安的美梦。日本老调重弹，首相伊藤博文威胁进军北京，来迫使清政府与日本迁都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这起事件，激起了晚清关于迁都的第三次大讨论。
这一时期主张迁都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晚清维新保皇党康有为。
康有为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联合在京举人提出了拒和、迁都、再战的建议，并指出“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同样将陕西西安作为了理想的迁都地点。
除了康有为以外，在朝的官员如张之洞、谭继洵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迁都或者选择合适地点建立陪都的必要性。然而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已经习惯了屈辱外交，丧失了奋起再战的勇气。
当时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既为保住自己锦衣玉食的生活，也因担心迁都后自己的权力被稀释，不愿意倾全力与日本再做最后一搏，导致第三次迁都的讨论亦不了了之。而清朝在外交上的软弱，更加激起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欲望，也注定了清朝即将走向灭亡的命运。
参考资料：《清实录咸丰朝实录》《日下旧闻考·杨文敏集》《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危言·迁鼎》《盛世危言·建都》《上清帝第二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