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VS隋炀帝：明主真的比昏君更高明？

唐太宗与隋炀帝都是次子，而且两人都有并不光彩的过去：即都是通过杀死兄长才得以掌权。另一方面，从作为皇帝的资质来看，冷静地比较两者，就会发现无论在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还是在学问以及文学素养等方面，隋炀帝都要高出一筹;作为一位统治者来说，唐太宗并没有任何方面超过隋炀帝。
太宗的历史亮相：他是中国皇帝，也是天可汗
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登基，成为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此事距离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仅仅只有两个月。在高度集权，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中国王朝体制之下，不允许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权力形态存在，只要一天不完成最高权力的交接，就不会出现稳定的政治局面。即便在父子兄弟等亲人之间也不例外。或许有人认为，李世民刚刚通过杀掉兄弟才掌握实权，同时其父高祖仍然健在，他其实完全可以担任一段时间的皇太子再说，何必如此性急。李世民之所以没有那么去做，主要是因为当时突然出现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即突厥的进攻。局势的变化要求李世民必须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在隋文帝时代的后半段，从启民可汗时开始突厥(东突厥)归顺隋朝，之后与隋基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然而到了其子始毕可汗时，正好碰上隋末动乱，突厥与隋的关系遂出现了逆转。前章提到的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在雁门(今属山西省)被突厥包围，九死一生才得以逃脱的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在隋末华北各地崭露头角的群雄之中，诸如窦建德及其部下刘黑闼以及高开道和刘武周、薛举和李规等人，几乎所有的叛乱首领都与突厥或通好或臣服，总之以某种形式与突厥保持着联系。突厥君临于隋末群雄之上，从遥远的北方对他们进行远距离操控、牵制，使之互相争斗。这种状况就宛如历代中国王朝对北方民族所采取的分割离间政策的翻版。
实际上，唐也和其他的群雄同样，处于突厥的支配影响圈之内。一般认为，唐朝的太原起兵就是在突厥点头同意以后才付诸行动的。太原起兵时，突厥借给李渊1000匹战马和2000名骑兵(一说500名骑兵和2000匹战马)，此举在起到加强唐军力量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有监视唐军行动的目的。可以推测，在唐与突厥之间很可能签订有密约，约定在唐军占领长安以后，作为成功的报酬，唐向突厥割土进贡，同时容忍突厥的掠夺等，以此加强唐对突厥的臣服关系。然而，当唐军控制长安以后，一方面对突厥继续采取低姿态，另一方面却接连制服群雄，开始迈向全国统一之路。当突厥意识到这一点时，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与突厥对峙的势力只剩下了唐。
突厥认识到，倘若等唐朝完成统一大业，巩固了阵脚以后，形势会越发变得对突厥不利，此前突厥对唐指手画脚的优势将不复存在。于是，从始毕可汗经处罗可汗，到颉利可汗继位以后，便从武德七年(624)开始率领十万骑兵大举南进，并终于在武德九年(626)自西北攻入，兵临长安城下。此举显然是由于突厥看准了玄武门之变后唐朝内部混乱，而乘机对唐采取的行动。李世民为了顺利度过这场危机，遂决定让自己站在最前沿，其结果便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的仓促即位。
太宗即位二十天以后，突厥的大军便出现在了渭水的便桥(西渭桥)之北。唐太宗闻讯立即率领六位重臣奔赴便桥，隔河痛斥对岸的颉利可汗。颉利没有想到唐太宗会亲自前来，大吃一惊，同时看到太宗身后唐军大部队接踵而至，唐军的军威和士气让颉利感到恐慌，遂于便桥上与唐太宗握手言和，并立即撤走了突厥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