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被称为书圣：源于李世民的帝王意志( 三 )

历史的选择是中和的选择，综合的选择。王羲之书法上集张芝、钟繇之大成，下避小王之媚趣，诸体兼备，质妍兼得，其在书法史上最终能够脱颖而出，当为历史必然。二王钟张的排名，在唐朝发生了彻底性转变，王羲之被确立为“书圣” ，这很大程度是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官方统治阶层推崇的结果。
应该说，唐太宗的帝王意志是王羲之进位为“书圣”的关键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其实在《晋书》修成之前，初唐书法家欧阳询在其《用笔论》中就说“冠绝古今，唯右军王逸少一人而已” 。
唐之后的人亦有不少人对张钟二王的成就反反复复作出评价，不过最为公允客观的，当属盛唐时期的张怀瓘，在《书断》的结尾处，张氏指出张钟二王“妙各有最” ，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贯彻到底。因此在其诸多著述中一直是使用分类排序法对二王钟张进行排位。
有唐一代，由于唐太宗的推捧，欧阳询、虞世南等书家的实践，李嗣真等论家的响应，王羲之终于被推上了神坛。到了宋代，洋洋大观的《淳化阁帖》一半篇幅竟为二王书迹，更可谓气势撼人。至此，千年以来书圣王羲之的光辉形象生成了。

面对后世的影响——守变之议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评王羲之书法：“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唐代李世民在《晋书》中说：“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经过不同历史时期两位皇帝的评价，似乎王羲之的成绩已被盖棺定论。但是人类的认识往往又是不断变化的。张怀瓘是一位反太宗权威的理论家，在盛唐时期提出相反观点，其《书议》中说：“逸少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是以劣于诸子。”更言“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 。与之前梁武帝、唐太宗的溢美之辞大相径庭。这些言论的出现，与大唐王朝书法的发展状况不无相关。到了盛唐时，人们的认识已不局限于王羲之书体模式之影响，毕竟王羲之时代只是新体初创的时代。当盛唐时张旭怀素酣畅淋漓的狂草(大草)产生，中唐时颜真卿厚重雄浑的楷书出现，初唐时王体字一枝独秀的时代便已不复存在了。
此时，唐人通过“二王并尊”的方式来打破“一王独尊”的局面。而到了宋代，宋太宗时《淳化阁帖》的刊刻正是对“二王并尊”观念的最好展示。在尚意的宋代，黄庭坚、米芾等大家更是成为王献之的追随者，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说：“中间论书者, 以右军草书入能品, 而大令草入神品也。”米芾则更加不客气：“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此外，黄庭坚又把王羲之的前辈张芝等人拉出来说事：
张芝书状二十许行、索靖《急就章》数行，清瘦绝劲，虽王氏父子，当敛手者也。今之学书者，知有二王，而不求之二王之上，亦未为善学二王者。
其实在宋代之后，张芝、钟繇的印象更加远去，而唐代诸家的新近成就又处在眼前，因此书坛上偶像崇拜的问题开始不仅限于“张钟二王”四家，在宋之后的书论中经常可看到唐宋名家成为世人追捧的新偶像，在此不必细述，总之这一系列问题反映出艺术的创作并不必守成，因为前代的经典随着时间的远去会变得渐渐模糊，而新时代又会面临新问题，只有创新才是艺术继续生存下去的必然方向。因此“二王并尊” ，其实是将大王的经典范式与小王的创新精神并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