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被称为书圣：源于李世民的帝王意志( 二 )

面对当世的选择——质妍之争
从南朝开始，文艺理论的发展进入蓬勃期，二王连同钟张四家艺术地位孰高孰低的讨论一下子热闹起来。我们看到在南朝至隋唐的诸多书学著述中，将张钟二王并提的说法屡见不鲜。
由此引发了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质妍之争——四家之中到底谁为第一?最终的结果是王羲之脱颖而出，在有唐一代被确立为“书圣” 。但这一过程却值得思考，通过分析，我们将明白这种结局的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首先，罗列出南朝各时期论者对四家的排位情况。
第一种出现的排位是南朝宋虞龢给出的，王献之居首。虞龢认为，书法从古至今的发展越来越妍美，而爱美是人之常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家之中王献之年代最晚，妍美最为成熟，当然是为世人最爱。依此类推，钟、张则最古朴，排名最后了。
第二个排位是南朝梁袁昂给出的。在其《古今书评》中，不分时代先后，首列羲献父子，而后钟张，并将羲献提到了和钟张一样的宗师地位，所谓“四贤共类，洪芳不灭” ，这在书法史上尚属首次。可以看出，袁昂的排位此时还是接近“妍”的标准，但与虞龢相比则有所节制，或许认为小王过于妍美，不宜居首，这也就为后来梁武帝抑妍崇质开了先河。
萧衍，即梁武帝，南朝梁的建立者。他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古今书人优劣评》中明确将钟繇提到了四家之首，并且得到了陶弘景、萧子云等大家的附会。
到了庾肩吾(487年-551年)的《书品》，按三等九品的原则评点了东汉至南朝梁百余位书家，张芝、钟繇、王羲之被列为“上之上” ，王献之则被列为“上之中” 。于是， “四贤共类”的说法在此被打破， “四贤”变成了“三贤” 。
以上，即是南朝不同时期对二王钟张四人书法地位的排序。可以看出宋齐时代，妍美的社会审美趣味盛行，王献之一度被推向神坛，而后的一百余年经过袁昂、梁武帝、庾肩吾等人一步步拨乱反正，小王又被拉下神坛，张芝、钟繇的宗师地位得以恢复，质妍之争终于以崇质的胜利告一段落，而在这一过程中，张芝、钟繇早已远去，成为世人遥尊的历史记忆，王羲之地位却慢慢稳中见升了。
四家排名这样翻来覆去，背后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众所周知，南朝诸政权的创建者们，大多起于寒门，靠武力资本篡夺统治权柄，而像郗、庾、王、谢这些昔日大族，在政治运转中早已式微。另一方面，南方发展多年，基础渐厚，汉魏古风早已远去，所以文化上也就不必一如既往恪守古法，新书体发展变化更容易被新时代人所接受。所以这一时期书法史的发展实质是人们在新时代下对朴拙、妍美不同风格问题的不同选择，即质妍之争。不过通过时间证明，过于妍媚的小王书体不能长久，过于古拙的张钟书体更不受青睐，因此权衡左右，时代最终选择了不偏不倚的王羲之。
《采古来能书人名》在评各家书法时，多用“善某书”来介绍某一书家专长，而介绍王羲之时，用了“博精群法，特善草隶” 之辞， “博善群法”是其他书家未享有的，而“特善”则说明全能之下还有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