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清朝五大臣出洋 _出洋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敲开，中国人步履蹒跚地开始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在这一历程中，1905年至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不仅直接影响了清末政局的历史走向，同时也书写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后义和团时代中国认识世界、加强对外联系、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事件。
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
清末五大臣出洋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为领衔考政大臣，随从人员43名，自1905年12月11日离京至次年7月23日返京，重点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一路由戴鸿慈、端方为领衔考政大臣，随从人员33人，自1905年12月7日离京至次年8月10日返京，重点考察美国、德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并顺道考察了丹麦、瑞典、挪威、匈牙利、荷兰、瑞士等国。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时合影
关于考政大臣人选，正如革命派舆论机关《民报》所评论，不是“最亲爱之天潢”，就是“极老成之卿相” 。确如其论，载泽为嘉庆帝曾孙，封镇国公，戴鸿慈为户部右侍郎，端方为湖南巡抚，尚其亨为山东布政使，李盛铎曾任出使日本大臣。尤值称道的是，考政大臣负责选拔的随从人员素质颇高，《大陆》即言“几乎将京内外知名之士搜索一空” 。据统计，两路考察团具有留学教育背景者各有12人，占到较高比例。其中，唐元湛、温秉忠为第二批留美幼童;陈恩焘、伍光建为首批官派留欧生;陆宗舆、杨守仁、戢翼翚、唐宝锷曾留学早稻田大学，欧阳祺曾留学哈佛大学，施肇基曾留学华盛顿大学、康奈尔大学。舆论界对于留学生入选考察团颇为欢欣，《华字汇报》称欧阳祺长于公法，“此次调查宪法必能展其所长，为祖国造无疆之福”;《大公报》称陆宗舆研究政法有素，“考查各国政治必可收实效” 。其余多数随从人员亦专意经世之学且学有专门，诸如熊希龄、吴宗濂、陈琪、吴勤训、夏曾佑、关冕钧、姚鹏图等人。另外，随从人员当中亦不乏官宦子弟，如邓邦述(邓廷桢之曾孙)、李焜瀛(李鸿藻之子)、沈觐扆(沈葆桢之曾孙)、张允恺(张人骏之子)、徐世襄(徐世昌堂弟)、朱纶(朱家宝之子)，展示出官场对五大臣出洋的看重。
清政府遣使谕旨虽以“考求一切政治”为言，但很明显赋予考察团的核心使命是考察各国政治制度，为中国能否乃至如何推行改革提供决策依据。舆论界对此亦心知肚明，如遣使谕旨甫颁，《申报》即刊文将五大臣出洋与日本改革之前的出洋考察团相提并论：“此一行也，谓之如日本明治四年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视察欧美之举也可，谓之如明治十五年伊藤博文周游列国查考宪法制度之举也亦可。”《时报》也指出五大臣出洋异于既往之处：“自同治以来通使诸国四十年矣，要皆以议约、报聘，专于外交，从未有以采风问俗为自强改革之资者。”考察团的某些论调甚至走在时代前列。以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为例，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欧美各国君臣平等关系的艳羡：“观欧美诸国，君臣之间，蔼然可亲，堂陛周旋，宛如宾友。”对自由、平等的介绍，读来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关于自由，戴鸿慈认识到“人人于其权利范围之中得以为所欲为”乃自由之真谛，但并非“放纵无节之谓”;关于平等，他写道：“上自王公，下逮庶民，苟非奴隶，皆有自主权，其享受国民之权利维均” 。除政治制度外，举凡军事、经济、社会、教育、市政，皆在考察团考察之列。
总之，较之以往的出洋考察团，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具有规模大、规格高、考察国家多、考察范围广等显著特点，是近代中国主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