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_乌托邦

乌托邦(Utopia)本意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 。延伸为还有理想，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 。原提出者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英国人)在他的名著《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是公共选举产生。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法国的哲学家路易博朗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
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莫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着他的时光旅行机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末》(Last & First 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
随着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
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乌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于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里，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