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官也喊穷：谁是唐代高官中最幼稚的装穷一族

唐代公务员的收入并不算太低，除了工资，还有润笔费、赏赐等额外收入，这样足以保证衣食无忧，如果像白居易、王维一样脚踏实地干它二三十年，整一套像样的房产当是小菜一碟。然而，有很多高级干部身居庙堂，甘当“穷人”，过着一贫如洗、缺住少穿的生活，让妻子儿女也跟着吃了不少苦头。
升官发财，似乎是一部分中国人自古以来追求的梦想，而在唐代前期止至开元盛世，政坛倡导的倒是节俭的金钱观，从唐太宗到唐玄宗，不断颁布“尚俭”诏书，一些高官带头响应，唐太宗时期的宰相戴胄“宅宇弊陋，祭享无所”，玄宗时期的宰相杜暹“以公清勤约自将，亹癖为之，自弱冠誓不通亲友献遗，以终身。”这类高官以俭为荣，坚守做人底线，拒绝灰色收入，靠死工资养家糊口，从而沦为“饿不死、撑不住”的一个群体，从人品上征服了后人，使简约之风波及唐朝诸代，如唐德宗时期的财务高官刘晏临死时家里“唯书两车，米麦数石”，这类人都成为后人景仰的廉政楷模。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催生了一批思想境界更高的施善撒钱型高官，他们视金钱如粪土，每月领到的工资，交给老婆的是最简单的吃喝开支，剩余的金钱则撒向了民间弱势群体，涌现了一批名垂青史的道德模范。玄宗时期的宰相李元纮家里房子破旧，穿着俭朴，出门办事总骑一匹老马，他的钱，就资助了比他更困难的亲朋好友。宰相卢怀慎是最有名的穷人，他的家，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他所得的禄俸，随时分给了困难群体。唐懿宗时期的宰相刘瞻“所得俸，以余济亲旧之窭困者;家不留储，无第舍。”这类官员辞世时大多是“裸死”，留给后代的，没有一分钱的储蓄，只有做人的品行。这种穷，是无私的穷，他们不吃肉，是为了让别人吃到肉，自己甘愿喝汤，是为了让别人少喝汤。
在唐代，“裸死”高官的勤俭奉献而穷一度成为社会时尚，影响了一批有家底的高官。手头有钱的官员心理上一度非常矛盾，他们放着钱不敢花，只有存起来，压到床头的某个角落，表面上看起来不舍得吃肉，但他们并不一定吃不起肉。魏征一生节俭，生活清贫，宅无正寝，素褥布被，最爱吃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普通的醋芹，可据不完全统计，魏征得到唐太宗的赏赐，至少有约5600匹绢，奖励的现金和其它实物折合约一百三十五万钱，仅赏赐一项，相当于当时二品官170多年的工资收入。有这么高的收入，魏征连一床像样的被褥都舍不得买，这令人想到了两个字：装穷。
如果从当时的大环境和魏征家庭情况分析，这种“装穷”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跟随太宗多年，干的大多是“咬人”的活儿，着实得罪了一批被咬的人，如果在花钱上再出风头，必定成为群起而攻的对象，魏征“装穷”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规避风险。另外，魏征的老婆裴氏是有名的贤内助，生活上精打细算，从严要求，魏征有钱不是不敢花，而是花了怕老婆不愿意。魏征如此“装穷”，不仅保全了自己，和谐了家庭，还名垂青史，这样的“装穷”应该是高智商的人才做得出的。
像魏征一样，为了明哲保身而“装穷”的高官，唐代还真不乏其人。唐玄宗时期的宰相牛仙客，被史书称为“清勤不倦”，他谨小慎微，花钱抠门，俨然不像有钱人。实际上，他床头的箱子里，塞满了玄宗赏赐的财物，可他独善其身，怕生是非，赏赐的东西发了霉，他就是不敢挥霍享用，而是如数存放，妥为保管。如此看，为了自身在政坛的安全而“装穷”，颇为费心。这类存钱不花的高官可谓藏富于家，他们平时的生活虽然很穷，但他们的存折却很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