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传递的文化密码历史之最近义词( 五 ) _历史之最近义词

汉字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
从历史上看，《说文》这一部书的出现，本身就与当时经学发展和斗争密切相关，属于文化辩争的成果。
汉代的统治思想是儒家，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通行的经学读本是所谓“今文经”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大批儒生隐遁，天下图书除了法家与一些方术类书籍等，其他大多被焚毁，敢有私藏图书的会被处死。到了汉朝初年，汉惠帝废除“挟书之律”，汉文帝和汉景帝则以重赏鼓励民间向朝廷献书。当时汉代搜求图书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靠口耳相传，二是辗转得到的古本。关于口耳相传，古人读书特别重视背诵，所以很多人能记住不少古书文本，这些书在秦始皇时有用战国文字记录的，也有用小篆或秦隶记录的。到了汉隶，更加简便和符号化。如《尚书》的今文本就是秦博士伏生所传，据说是晁错受朝廷派遣前去济南记录得来。这样记录下来的《尚书》自然是隶书的本子，这样得来的经书就是今文经典，传授这些经书的人被称为“今文学派” 。古文经书则大多是在此前焚书时幸存下来的，有的随葬在墓中，有的藏在墙壁中，等等。其中最有名的是“壁中书” 。这些古文经用“蝌蚪文”写成，其实就是战国文字。这样得来的经书就是古文经，研究并传授这些经书的人被称为“古文经学” 。
在汉代，今文经学占据主流，古文经学没什么影响，但古文经学家刘歆等上书朝廷要求在朝中立古文经博士。于是引起今文经派的反对，古文经派还认为今文经学用隶书讲经典，出现很多错误。而今文经派则说古文经是伪造的，这样两派的斗争愈演愈烈，长达两百年之久。许慎是古文经学家，他的《说文》正是为了弘扬古文经学而写的。古文经派的人十分重视文字释读，要求在正确识字的基础上讲解经书。所以说《说文》本身就是经学争鸣与文化辩论的成果。
《说文》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学者们很早就加以关注了，从程树德《说文稽古篇》开始就不断取得成果。关于“汉字与中国文化”这一命题，王宁先生在《汉字六论》中明确提出应从两个层次来认识。一是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事项，从这样广义的角度可以观察《说文》小篆与其他文化项如政治、教育等的关系。二是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表意文字系统，其在记录汉语词汇意义及构形时所记录的中华历史文化的相关内容。王宁先生说：“从汉字来观察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通过典籍的记载和考古的发现来了解中华文化，看到的常常是政治经济和观念制度的大问题，而汉字的形体构造中存储的文化信息，常常深入到一些琐细而具体的细节，是对历史文化宏观问题的印证和补充。”从这个角度看，进一步通过《说文》小篆形体的分析，探求汉字构形取象、构形发展、分化孳乳等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进而探求先秦文化思想，还大有可为，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赵学清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兰州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担任中国文字学会理事、陕西省语言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汉语国际教育等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完成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北地区戏曲歌谣语言文化研究”，担任首席专家。现主持2020年国家语委重大项目“港澳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研究”、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港澳地区多语多文制的历史与现状研究”、202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课题“《说文》文本的现代阐释与海外传播研究” 。出版学术专著《战国东方五国文字构形系统研究》《〈韩非子〉同义词研究》《说文部首通解》等。

《说文解字》传递的文化密码 历史之最近义词( 五 )

《说文解字》传递的文化密码历史之最近义词(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