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灿烂源远流长——从三星堆看中华文明八千年历史文明之最( 三 ) _八千年历史文明之最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以丰富多彩的内涵，充分显示了长江上游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它既不同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也不同于长江中游的楚文化，而是在社会礼俗与民族文化方面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古代蜀人特别擅长形象思维，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通过青铜造像群表现的古蜀人神交往观念，有神奇的魅力，更有震撼的效果。青铜人物造像群，为我们研究古蜀人的来源与族属提供了重要资料。蜀族是古代蜀国的主体民族，而在蜀国的范围内还应包括和蜀族结盟的其他兄弟民族。所以古代蜀国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的时候，既有华贵显赫的群巫之长（蜀王），又有威武轩昂的群巫（各部族首领），还有蜀族和各部族共同崇拜信仰的神灵象征。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所展示的，便正是这样一个生动精彩的场景。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分布示意图。新华社发
南北文化交融
中国自上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长江和黄河，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古蜀文明与中原华夏文明都属于地域文化的范畴，各自的不同特色是和农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对自然的认知，对祖先的传说，古蜀与中原都有各自的说法。
譬如神话传说方面，中原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黄帝，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帝俊。在中国的传世文献中，代表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些古籍，如《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后来的《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等，都是以黄帝作为传说的中心人物。
而代表南方文化传统的《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记载，则构成了一个帝俊神话传说体系。《山海经》中记述说，帝俊不仅是太阳和月亮的父亲，还是人间众多部族之父。其中非常重要的说法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所述“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这是古籍中关于农神与五谷起源最明确的记载了。后稷是各族心目中播种五谷的农神，而帝俊是后稷之父，可见帝俊与稻作文化的起源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神后稷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长江上游，和古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四川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稻作栽培，特别是成都平原，气候温暖、土壤肥沃，从文献记载来看，古蜀国很早就已成为一个生产水稻的中心。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已有“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的记载。都广之野，通常就是指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后稷是公认的农神，而葬在都广之野，可见农神与古蜀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关于古蜀的稻作农业与文化崇尚，不仅《山海经》中记载了帝俊与后稷的神话传说，成都平原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也给予了充分的揭示。譬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就印证了《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一些神话传说，揭示了古代蜀人信奉的太阳神话与龙的崇拜。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作为中国古代南方文化系统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有许多明显的不同，同时又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影响。来自中原王朝的青铜文化，曾对南方地区进行了较为强势的传播，在安徽、湖南和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与青铜罍，就接受了殷商文化的影响。而古蜀的文化崇尚，也对周边区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譬如关于龙的传说和对龙的崇拜就与稻作农业密切相关，最早起源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曾盛行于古蜀，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就有龙的造型。后来，随着稻作农业由南而北的传播，龙的崇拜也流传到了淮河流域与黄河流域，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崇尚。

辉煌灿烂源远流长——从三星堆看中华文明 八千年历史文明之最( 三 )

辉煌灿烂源远流长——从三星堆看中华文明八千年历史文明之最(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