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会学：从消失到显学张乐天世界之最( 二 ) _张乐天世界之最

系中无人，学生却因此获得了更好的学习机会——南开竭力聘请了大量国外知名学者。南斯拉夫的波波维奇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日本东京大学的富永健一讲经济社会学，来自美国印第安娜大学的蔡文辉教授西方社会学理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曼德尔夫人开设了美国家庭和组织社会学两门课，约瑟夫·施耐德讲社会调查方法……来作短期讲座的国内外学者就更多了，由于南开是最早创办社会学系的大学，凡到访中国的社会学者，都要来南开看一看。
海外教授传授的知识、视角和思维方式打开了这些学生的眼睛，他们接触到了真正的社会学，也为这门学科未来的发展树立了学术标杆。张静印象最深的课程是富永健一讲的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让她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整个社会的规则和行动取向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质的改变。
80年代中期，很多知识分子刚刚从运动中回归原本的生活和工作，他们丢掉书本太久了，因此那时的学术风气认为，理论研究高于田野调查。但南开聘请的这些海外教师包括在国外接受教育的费孝通，留给学生一个核心的观点。
1995年夏，周晓虹(左)在北京“浙江村”做田野调查。
他们的观点对那一拨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懂得兼顾读书与实践。南开图书馆的藏书不少，但就是没有社会学方面的书，凡是学生们能找到的，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生育制度》《美国和美国人》，他们就一遍又一遍地读。业余时间到大街上摆摊，搞街头咨询，做社会调查。最后一个学期，他们深入河北定州的乡村，将80年代的定州与李景汉30年代的调查情况作比较。后来的事实证明，田野调查是培育社会学的土壤，中国很多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学成果都从基层中来。
如今已经从社会学院院长的岗位上退出，担任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的周晓虹回忆，南开社会学的品质和1978年后那个弥漫着改革开放之风的时代紧密相连，这个被取消多年、同改革与开放年代有着天然联系的学科一出现，便赢得了校园和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他在毕业后很久，还怀念当年南开的自由之风。
“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普遍有推动变革的取向？我相信跟那个时候受的教育有关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麻袋一麻袋地收集农民的书信
1987年，周晓虹和同学们从南开毕业，他回到家乡南京，到南京大学任教，先进入哲学系，第二年参与组建社会学系。张静进入人民大学，到组建不久的社会学所任教。
这一年，复旦大学也在组建社会学系，正在哲学系任教的张乐天主动要求加入。张乐天1978年考入复旦时已经30岁，在这个年龄才开始做学问，他一直认真地琢磨，自己到底要研究些什么。在哲学系读本科时，他上过社会学的课，当时没太弄明白到底什么是社会学，但当1987年加入社会学系筹建小组后，他想明白了对自己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记录农民的故事。20岁到30岁之间，张乐天下乡做过10年农民，他觉得中国农村发生的故事，对当时的人们理解改革开放有决定性意义，需要有学者去研究。
【重建社会学：从消失到显学张乐天世界之最】当时的复旦还无法提供足够经费支持张乐天的研究，事实上，这也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的难题。甫一重建，虽然引起关注，但长达二十几年的中断使社会学在各个学科中处于弱势，没有足够的课题经费支持学者进行长时间、深入的田野调查，也摧毁了学科原本完善的体系，直至今天，社会学的期刊杂志也是所有学科中最少的。

重建社会学：从消失到显学 张乐天世界之最(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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