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宣德朝史料中的张三丰·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沈一民道藏中国之最 _道藏中国之最

摘要：有关张三丰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宣德朝。大邑县的两块石刻，以及《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禅玄显教编》等传世文献都是最早著录张三丰行止的第一手文献。从中大致可知，张三丰以“张剌闼”之名活跃于元末。至正六年（1346），张三丰获赠冷谦所绘《仙弈图》。文献中的至元六年（1269）说则是误记。洪武年间，张三丰长期活动于宝鸡金台观，武当山周边地区。洪武二十五年（1392），张三丰曾前往成都、大邑鹤鸣山等地。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开始，朱元璋开始寻访张三丰。待至永乐元年（1403），朱棣开始专门针对张三丰进行寻访。
关键词：张三丰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仙奕图
尽管张三丰是中国家喻户晓的道教人物之一，但是张三丰的“隐仙”特质导致他的行踪莫测，生平难寻。另一方面，通过明代皇室的推崇，张三丰被形塑成“在世真仙”的形象。这促发了各地纷纷寻找，甚至附会张三丰在本地方的活动，从而导致材料的纷杂。历经明清文献的不断创造、加工，张三丰成为一位足迹遍及全国、融传说与神话于一身的“箭垛式”人物。
由于材料的相互龃龉，张三丰的相关问题皆处于聚讼纷纭的状态，很难得出公认的结论。为了还原张三丰的历史真实面貌，必须从甄别历史文献入手，在摒弃晚出史料的基础上，依凭着明前期的文献呈现出近于历史真实的张三丰。根据现存文献的问世时间，有关张三丰的记载最早只能追溯至宣德年间。因此本文主要追索宣德年间的文献，在论证文献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尝试着勾勒更为贴近历史真实的张三丰。
一、大邑县文献中的张三丰
在现存文献中，纪年时间最早的是大邑县的两块石碑，即蒋夔所撰《张神仙祠堂记》和蔡长通所撰《迎仙阁记》，皆为宣德二年（1427）所立刻石。
《张神仙祠堂记》刻石，落款为“宣德二年吉郡蒋夔撰，临卭儒士杜□书” [1] 。但原石已经不存，加之四川省大邑县最早的现存县志——乾隆《大邑县志》并未收录此文，其真实性尚有商榷之余地。
作者蒋夔，道光《德阳县志》：“太和监生。洪武中为德阳县训导，克端模范，终日寒毡，清苦自守。与诸生讲究不倦。后擢蜀府伴读。见《旧志》。”[2]雍正《四川通志》：“泰和人，德阳教谕，克端模范，清苦自甘。后升蜀府伴读。” [3]两种方志所记相差不多。蒋夔为江西泰和人，洪武时期，出任四川德阳训导。后升任蜀王伴读。第一任蜀王朱椿，朱元璋第十一子，洪武十一年（1378）封蜀王，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蜀王椿之国成都府” 。[4]蒋夔转任蜀王伴读必于1390年以后。朱元璋极为重视皇室教育。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当明朝草创之时，“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 [5]洪武九年（1376）二月，朱元璋完善王府官制时，“增设伴读四人，选老成、明经、慎行之士任之。侍读四人，收掌文籍。少则缺之” 。[6]蒋夔能从训导一跃而成为蜀王伴读，说明他具有极高的儒学素养和文学修养。
蒋夔任职四川期间，才名盛于巴蜀，各地纷纷请其撰写碑记，因此留下许多蒋夔所作长文。如铜梁县观音寺落成后，“工既就，来求篆书寺额，并记其岁月于下方，镌诸贞石。”[7]蒋夔于洪熙元年（1425）写就《龙归山观音寺石刻记》一文。汉源县《永兴寺记》和丰都县《景德观记》亦出于蒋夔之手。永兴寺重修后，“书来请记。”[8]何悟渊重修景德观三清殿之后，“间以其始末，征余记之。”[9]《张神仙祠堂记》一文亦是如此，吴伯理建成迎仙阁后，请蒋夔撰文。“宣德纪元之初，岁在丙午冬，复于阁后创祠堂三间。落成，书其颠末，来锦城请记余。” [10]这四篇文章皆为佛教和道教文献，很可能与朱椿崇奉佛教和道教有关。明人称：“仙宫佛院，成都颇盛，半创自献王之国时。” [11]借助朱椿的关系，吴伯理才会请托蒋夔撰写碑文。据此，蒋夔撰写《张神仙祠堂记》，有理有据，绝非伪作。而写作时间则是宣德元年（1426），刻石于宣德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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