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奔波于死生之间的“摆渡人”( 四 ) 孙女|回家|奶奶|开心

扎根怀化的马望宗感同身受。他认为，工作中这样的情感拉锯和洗礼，精神压力相当大，一种难以名状的纠结，是驱使他前行的动力，也是一种束缚。
他表示，虽然部门没有硬性的指标考核，但是既然担负这一职责，就得不断努力。然而，在一些偏远山区，地方风俗也会对捐献工作造成意外的困难，甚至占拒绝总数的六成以上。“很多家属其实愿意，但他们不想回老家后被人指指点点。”
他建议学校教育中可以潜移默化地引导，或者推行一些讲座，年轻一代的观念改变了，就能坦然面对类似的事情了。
800户“亲属”
6月22日上午，郭勇的手机急促地响起：一个湖南邵东县的捐献者家属来电求援，自家亲弟弟摔伤了，并且可能视神经损伤。由于这个手术当地县医院做不了，他期望到湘雅二医院来就诊。但当前湘雅二医院眼科住院没床位，担心会耽误对方治疗，于是郭勇给湖南省人民医院的朋友打去电话，希望能帮一次忙。
“你买了一台车，4S店会给你做售后服务。捐献者是挽救过别人生命的人，我们自然也要做免费的‘售后服务’——帮人联系看病。”郭勇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相当于是800多个捐献者家庭的家属。在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时，他和同事与捐赠者家属无形中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和联系。他们看病遇到问题，很多人都会找过来。
郭勇坦言，求援的人数多了后，现在他们已经明显力有不逮，难承重负了。为此他曾和湖南省红十字会提出多次建议，组建相关的志愿服务队伍。他举例说，依照目前速度，10年后医院OPO接受的总捐献人数能超过2000个。2000个家庭的医疗援助和联系显然不是他们科室10个人能担负的。
协调员吴秀芝也有同样境况。
她说，就在7月10日，一位捐献者的家人打来电话，说父亲脑中风了，想寻求帮助到神经内科住院。因家人没人学医，此前有什么身体不适就会让吴秀芝帮忙参考一下，或者帮他们到医院去找教授看一看。
一位协调员表示，过年时常收到捐献者家属的短信，嘘寒问暖，让人很暖心。“尤其年长的老人，他在心里会把你当成一个亲人，当他原来的孩子，成为一种寄托。”而遇到这种“亲人”求助医疗服务时，他都会认真去落实，唯恐辜负这种信任。
湘雅二医院移植科主任彭元凯透露，经过10年发展，器官捐献日渐为人熟悉，而随着国家医疗水平和保障能力的提升，加之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对于医疗服务有更高需求。从移植手术的数据分析，需求与捐献之比仍然高达30倍之多。而另一方面，全国百万人的捐献率只有百万分之四，与欧美国家相比不到十分之一。
很多病人因为等待过于漫长而丧失了机会。
郭勇说，在常年的奔波中，作为一名资深OPO人士，他能深切感受到同事们在器官捐献的成败交替中聚集的“负能量”，既有被使命催促的压力，也有亲历生离死别的苦闷。“迫切需要有一种心理咨询和减压机制，能让从业者驱散心里的阴霾。”他说，可能不仅是他说在医院的同事们，整个湖南10所能做移植手术的医院，那些常年从事OPO的执业者，都迫切盼望职业环境的优化和改变。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