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奔波于死生之间的“摆渡人”( 三 )


据悉,截至2021年7月15日,全国已有3557022人登记捐献人体器官。截至今年6月30日,累计实现捐献35030例,捐献器官103293个。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关于生命与希望的温暖故事。
让人感动的除了生命重生还有人性光辉
湘雅二医院OPO负责人郭勇称,从已经捐献的800多人看,疾病与意外伤害各占一部分。其中低年龄段的小朋友,约占了10%-15%左右。18岁到40岁这一年龄段占总数30%左右。这是因为工作意外和交通事故居多。40岁-60岁的捐献者多是因为身体健康原因。而为了“搭桥”促成捐献者与受助者的生命连接,协调员与医院要付出很多努力。
他说,国家法律规定,当患者心、脑死亡时才能做器官捐献。而依照流程,患者的临床医生确定病人无法拯救后告知患者家属时,有些医生会在之后征求家属意见。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没有临床医生和主任、分管院领导的支持,从我们的数据来看,没有一例可以成功。”郭勇说,这是因为在接受治疗时,患者家属与医生会产生紧密联系和信任。没有医生的推荐,作为“外人”的协调员不会得到家属的理解,何况当时家属往往正处于最痛苦的时刻。
按照目前的法规,诊疗医生和医院几乎是无偿地支持这一事业,却会给他们带来不少的烦恼:原本可以离开医院的患者要继续留到重症监护室,一天几千上万元的费用,对患者家属也是负担。而管床的医生和护士要继续监护,新的病人进不来……
最让医生头痛的是,万一有其他因素家属闹事,麻烦更是一堆。
数据显示,理解但不愿意具体支持这一工作的医疗机构,仍占有相当比例。
OPO最基础的环节,是患者家属的支持。考虑到做出无偿捐献的家庭在医院诊疗期间会有巨大开销,政府规定,实施移植手术的医院在费用中提取部分用于补助捐献者家属。实际上这笔开支往往会用于结算捐献者的医疗欠费。
多年数据显示,湖南省境内参加捐献的患者平均每人大致会因此结算3万-5万元的医疗费用,这几乎相当于基层县医院一周左右的ICU病房费用。
而具体促成捐献成功的因素,还包括对患者病情的细致评估,协调员苦口婆心地劝说,或动之以情或晓之以理。
吴秀芝直言工作中充满了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同情患者和家属的痛苦,另一方面又知道患者的离去有机会让其他人获得新生。“家属期望亲人能早日恢复,而知情的你感同身受,只能小心地触碰那个敏感点,在这种矛盾中反复来回。”
她回忆在7年工作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甚至让擅长交流的自己都压抑得难以启齿:一个名叫羽翔的男孩,患有脑血管畸形,在重症监护室救治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挽回生命。在孩子2岁、6岁时,脑血管畸形,这颗埋在孩子身上的不定时炸弹,曾两度威胁到其生命,都是几经抢救而挽回。
“我看着她,无数次祈祷,无数次失落,哀伤一点一点地抽走她的坚强意志。你真不好开口去打扰一个多次从死神那里要回孩子的母亲,只能给予无声的陪伴。”吴秀芝说,出乎意料的是,当她小心翼翼地提议捐献器官时,却获得了同意。羽翔的妈妈说,羽翔从小有一颗善良的心,母子俩走在街上,看到乞讨的人,总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看到汗流浃背的环卫工人,孩子总会要求妈妈,去买水给他们喝……
【 器官|奔波于死生之间的“摆渡人”】这位即将与儿子生离死别的母亲坚持认为,孩子一定愿意在离开人世后为能帮助别人延续生命而自豪。
吴秀芝说,签署器官捐献登记表那天,天寒地冻,但她心中却充满了感动——不仅仅是又将有3个生命因此得到重生,更多的是因为这对母子散发出的人性光辉,让她分明感受到一次生命的洗礼!若干年后的医师节,她曾在人民大会堂向数千名代表讲述了这个故事,期望这样的善意被更多人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