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盟会( 六 )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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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盟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注：余明侠：《从萍醴浏起义看同盟会的领导作用》，《徐州师範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余明侠：《同盟会领导的萍醴浏起义》，〔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王岳尘、邓启沛：《论同盟会领导萍浏醴起义的历史影响》，《萍乡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此外，学界还分别对同盟会在两广、云南、陕西、山西、河南、山东、闽浙、四川、东北等地的革命活动进行了专门评析。（注：沈奕巨：《同盟会在广西边境的三次武装起义》，〔南宁〕《学术论坛》1991年第5期；黎国垣、林其昌：《同盟会在广西发动三次起义的原因及影响》，《河池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戴建国：《同盟会在云南》，〔昆明〕《研究集刊》1981年第2期；曹成章：《同盟会在滇西傣族地区的活动》，〔北京〕《民族研究》1985年第5期；牛济：《论同盟会在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及其地位》，〔西安〕《人文杂誌》1995年增刊第2期；赵培成：《辛亥革命时期五台同盟会员的革命活动》，《五台山研究》1987年第2期；周源：《同盟会河南支部成立时间考》，《中州学刊》1985年第4期；宏生：《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在山东的斗争》，〔济南〕《大众日报》1981年10月11日；马庚存：《同盟会在山东》，〔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钟春翔：《简析清末同盟会在山东的办教育活动》，〔济南〕《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王其森：《同盟会员领导民军光复汀州》，《福建日报》1981年10月10日；徐和雍：《浙皖起义与同盟会》，〔杭州〕《浙江学刊》1981年第4期；林成西、彭文：《试论同盟会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作用》，《成都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乔钊：《试论同盟会一九〇九年的北方起义计画与熊成基》，〔长春〕《博物馆研究》1984年第1期；刘毅政：《同盟会早期在内蒙古的活动》，《内蒙古日报》1981年10月6日；武育文：《同盟会辽东支部与辛亥革命》，《辽宁日报》1981年10月21日；徐凤晨：《中国同盟会在东北的三次活动略述》，〔长春〕《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内部关係同盟会内部的思想分歧与派系争斗，是学术界较早关注的问题，章开沅、吴剑杰在1978年时就对此作过精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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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制党员执照（注：章开沅：《孙中山与同盟会的建立》，〔武汉〕《华中师範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又载《孙中山研究论文集》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章开沅：《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北京〕《历史研究》1978年第11期，又见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武汉〕华中师範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吴剑杰：《论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及其分化》，《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后来又有学者就同盟会内部关于三民主义的不同认识进行了专门剖析。（注：林家有等：《论同盟会的民族主义纲领》，《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王永年：《论同盟会内部关于“平均地权”纲领的分歧》，《华中师範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金沖及：《民初同盟会人的几种社会政治方案》，〔北京〕《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周朝栋：《同盟会员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与态度》，〔贵阳〕《贵州师範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随着对其他革命团体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光复会成员在同盟会中的作为与影响、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係、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係等专题的研究亦不断取得进展，渐有成果刊出。（注：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徐和雍：《光复会的革命活动及其与同盟会的关係》，《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戴学稷、徐如：《略论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歧》，〔杭州〕《浙江学刊》1985年第2期；陈梅龙：《论陶成章与同盟会的关係》，〔长春〕《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曾永玲：《论光复会与同盟会的思想分歧》，《松辽学刊》1986年第4期；徐立亭：《章太炎与同盟会的分歧》，〔哈尔滨〕《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党德信：《也谈共进会和同盟会的关係》，〔西宁〕《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1911年7月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以其对于推动辛亥革命的独特贡献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早在60年代就有人对此进行过专门评价。（注：赵宗颇：《试论同盟会中部总会》，〔南京〕《江海学刊》1963年第2期；沈渭滨：《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江海学刊》1963年第8期。）进入80年代，关于这一同盟会分支机构的讨论继续展开。（注：杨晓敏：《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上海师範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杨晓敏：《同盟会中部总会与上海光复》，〔郑州〕《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王学庄、石芳勤：《略论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和历史地位》，〔保定〕《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岑生平：《关于中部同盟会的评价问题》，〔长沙〕《求索》1986年第6期；欧阳跃峰：《论同盟会中部总会》，〔哈尔滨〕《求是学刊》1984年第2期。）还有人对同盟会内部风潮的生成原因、组织分裂的影响以及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前的整顿和民国元年的改组等专题，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注：李时岳：《同盟会内部风潮与孙中山》，〔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于建胜：《中国同盟会的分裂与孙中山让位袁世凯》，《青岛大学师範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王中茂：《论武昌起义前孙中山在同盟会整顿和建设方面的得失》，《史学月刊》1991年第5期；徐辉琪：《论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王中茂：《一九一二年三月同盟会改组再认识》，《史学月刊》1995年第5期。）。台湾学者在这方面亦作过精深研究，如朱宏源的《同盟会的革命理论》（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郑宪的《同盟会：其领导、组织与财务》（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等就是较为重要的专题论着。学术问题在同盟会研究过程中，学术界时有争论，其焦点大致体现在如下几方面（注：本文对学术界关于同盟会研究歧议的归纳，部分参鑒了刘湘雅、饶怀民、刘望龄、马敏等人的相关综述文章（分见林增平等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与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谨致感谢。时间吴雁南在80年代初就撰文，对学术界通行的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8月的认识进行“补正”，指出这一说法“是不够确切的” 。其源头可溯自同年春孙中山等在比利时创办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应当“把1905年春在比利时成立同盟会到中国留学生在东京成立同盟会视作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形成过程” 。同期，其他人也有类似看法，认为孙中山在欧洲成立的革命团体“是中国同盟会的一个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