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城( 二 )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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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中的淮安城墙到了元代，对淮城的修葺，则表现为十分鬆懈，使得淮安城呈现出一种破败荒芜的景象，元代诗人吴师道在《中秋泊淮安望张仲平举助教不至》一诗中写道：“中秋淮浦月，谁共好开怀？看月坐复坐，可人来不来；独谣惭短思，多病负深怀；梦见芜城路，吹箫拥醉回。”由于淮城的荒芜，诗人也触景生情了。只是到了元至正年间，“江淮兵乱”，守臣才“因土城之旧，稍加补筑、防守” 。元末将军张士诚的部将史文炳镇守淮城时，于“旧城一里许”另建了新城。这是因为：一、旧城毁掉重建，工程量大；将旧城彻底修葺，工程亦很艰巨。建新城，坚固易守。二、元代在北京建大都为首都，为了漕运南方的贡赋米粮，曾疏通了南北大运河。当时的运河是经旧城北面的北辰堰之末口，盘五坝北接淮河，使得当时北辰堰一带工商业者和南来北往的客商集聚，市井繁荣。因此，史文炳“在旧城北里许”，“筑土城临淮”，这就是新城。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空前强化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城市空前发展的时期。由于淮安东临黄海，西接江淮平原，北有淮泗两条大河，西南有白马湖，东南有射阳湖，古邗沟（大运河）临城而过，境内虽没崇山峻岭，却能控制南北交通和东西往来，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明清时期在淮安设立了漕运督院，统管全国的漕运。淮安的历任郡守都非常重视对淮城的建造，多次进行了改造和扩建。明初对淮安旧城进行了“增修，包以砖壁，周置楼橹”，正德十三年（1518年）漕抚丛兰（字廷秀，文登人，进士）和知府薛（魏县人，进士）重新对淮城进行了修缮。隆庆年间（1567－1572年）漕抚王宗沐（字新浦，临海人，进士）建西门城楼，“额曰望远” 。万曆三十三年（1605年）“倭乱，边海戒严”，为防倭寇?府事推官曹于汴（字真子，安邑人，进士）“添建敌台四座” 。崇祯年间漕抚朱大典（字未孩，金华人）遍修三城。清代康熙初漕督林起龙（字北海，大兴人，进士）“修缮城池，增治楼橹” 。漕督邵甘、董讷又分别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重建了西门城楼和南门城楼。乾隆六年（1736年）由督抚题準，一次“发银四千余两，饬（山阳）知县沈光增（秀水人）承修” 。乾隆九年（1744年）山阳知县金秉祚（字琢章，号漳山，锺祥人）“清帑修理三城墙垣”，“于各门添兵堡营房” 。道光年间漕督周天爵（东阿人，进士）“建西、南二城楼”，“新建炮台二，重建过街楼四”，“及东、北二城楼”，并增建了“北城圈” 。鹹丰、同治年间又加以修补，并于“东城建敌楼一所” 。同治十二年（1873年）漕督文彬又重建了西门楼，对旧城进行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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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关新城为元末史文炳守淮时所筑，原为土城，明洪武十年（1377年）指挥时禹“取宝应废城砖石筑之”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又进行了“增筑、门上建楼” 。正德二年（1507年）总兵郭宏（合肥人）、隆庆五年（1571年）知府陈文烛分别对新城加以修葺。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督抚题準一次就“发帑银二万五千七百余两”，由山阳知县金秉祚“承修，里墙戗土加帮宽厚”，修好了新城“亦旧城辅车之助也” 。新旧二城之间，“本为运道”，“皆昔粮船屯集之所”，因黄河北徙，运道改为城西，此处逐渐淤塞，多为湖泊之地。明嘉靖年间，日本海盗猖獗，两次侵扰淮安。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漕运都御史章焕（吴县人）奏準建造”，由“旧城东北隅接新城东南隅”，联贯了新旧二城，这就是联城，俗称夹城。万曆二十一年（1593年）倭寇屡犯，漕抚李戴（字仁夫，延津人，进士）将联城“加高厚” 。万曆二十三年（1595年）府事推官曹于汴又“添设敌台四座” 。明万曆己酉年（1609年）举人张泰独（一作莲烛）在《远心园怀古》一诗中写出了当时联城的景象：“东北隅通万斛舟，居人鳞集纸房头。筑城改运成荒圃，闢地为园得倚楼。伍祖祠联水月寺，射阳湖接菊花沟。无边陈迹俱难问，惟有听鹏载酒游。” 联城的建造，使得淮安的旧城、新城、联城连为一体，这种三城并列的格局在我国建城史上是不多的。淮安城建造如此规模，历经数代，建城所用的城砖也属于各个不同的朝代，共达七十余种。至此，古代淮城的规模也就达到了它发展史上的顶峰。邗沟及隋代大运河的开凿，使淮安成为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地和控制江淮平原的军事重镇。清代爱新觉罗弘曆（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多次经过淮安，写了许多描写淮安的诗篇，他在诗中写道：“汉淮阴是晋山阳”，“始营猷忆晋，重筑更传张，滨运接南北，临淮谨御防”；“郡城临清淮，蜿蜒耸堞雉。土堤与城齐，一线束流水”；“南北咽喉扼，城廓不可改” 。三城周长约17华里，面积约4平方公里。老城“周长十一里，高三十尺”，原有城门五座。“东曰观风，南曰迎远，西曰望云，北曰朝宗”，在西门稍北一些“旧有门曰清风，元兵渡淮时，守臣张虎臣塞之”，后来东城门更名曰瞻岱门，南城门更名曰迎薰门，西城门更名曰庆城门，北城门更名曰承恩门。四城门匾额皆为清代书法家周木斋（1785—1847年）所书。“四门皆子城”，旨在加强城门的防御能力，“城上大楼四座，角楼三座，窝铺五十三座，雉堞二千九百六十垛” 。